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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我造了一连串名词来形容这种人格：口腔化、身体化、母胎化、儿童化、人情化、老年化、非性化、太监化，等等。当时用结构主义把这些特色整理出一个条理：中国人的个体是“身”，它缺乏内在动态开展过程、成长阶段不明朗、特多人生早期的遗留，呈现严重的“口腔化”和“母胎化”倾向，在比较落后的国内，这样的个体连身体动作和排泄物都无法自控，而必待外力他制他律，这个必须由“二人”母体镇止的儿童化个体，亦得由这个外力推动，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一人之身”也会透过“二人”之人情化媒介提前老年化，未让青春期呈现高峰而及早步上“安身”之途，此倾向之心理基础或许仍不脱母胎化本色，但其外铄的渠道则是高度成熟的人伦关系。（当时是把中国式的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亦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总的来说，中国人个体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身”，而超越此“身”的精神活动则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心其实也是肉做的，但既然超越了个体，就达到集体和大体的境界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平天下”，是国家这个“心”对社会这个非组织化的“身”之照顾、镇止与推动。中国人这种“超越”迥异于犹太基督教与印度宗教里精神对物质的超越。
这是二十年前得出的结论，至今日认识已深化，概念也更精微，亦即是不把事情作简单化处理。其实，今日中国某种程度的“人欲横流”该是和李波笔下放纵滥吃平行的现象——食与色、饮食与男女同具“身体化”特色。反而，克服身体化的人格——亦即是瑞士学者冯客（Richard Dikotter）所谓的西方人那种“超脱形体和自主的自我”——对性必有隔阂。这一点，我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深有感触。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李波笔下中国人对“吃”毫无焦虑感的现象。
三
李波提到现在中国人已普遍出现肥胖症。这是趋向“发达社会”的征候，在今日的美国人身上更形严重。这个问题也是“吃”出来的。但美国人不好美食，问题都出在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成品化的“垃圾食品”上。不用说，美国社会上下是弥漫着焦虑感，而其所用之语言是怕身体被“异体”侵占，个人失去主宰。这种形容他们曾用于共产主义的渗透，更常见对他人侵入自我疆域的恐惧上头。和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纠缠不清习以为常一样，讲到吃食，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对“异体入侵”之焦虑，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装到自己肚里去。世上没有什么都吃的民族，中国人是惟一例外。
重美食的伊朗人也信奉伊斯兰教，忌口的项目基本上和犹太人同。犹太教教规指定：某些动物不准食用，可以食用者如已死亡或为其他动物所杀，也不能吃；屠宰可食用的动物必须采人道方式，食用肉类时不能带血，身上某些部位必须摒弃；肉类不可和乳制品共食，因为它有母子一起被吃的嫌疑，这是罪孽；盛载不按教规清洁的食物之容器不得接触清洁的食品，等等。此外，还有发自动物立场的限制：人类不得在一头饥饿的动物眼前进食，必须先喂它；带动物外出散步到可以觅食的地方，不能给它戴上口罩，等等。忌口的概念全世界都有，犹太教最有系统也最全面，和它两极化的该是中国人。2003年东亚地区流行的“非典”之起因正是吃野生动物，中国人也因此一度在国际间被当作是载体隔离。
中国人的滥吃滥杀，已与生物的生存本能脱离关系，而纯粹是文明的腐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将改革开放以来推陈出新的烹调术拍成纪录片在海外放映，我在美国看到一部，其中厨子用毛巾护两手捏住一条鱼的头和尾巴，只把鱼身在沸油里炸熟，上到菜桌上，大家已经动筷，那个鱼头的嘴巴还在翳动，作无声的呻吟。这幅图像在国外绝对不会制造好印象。果然，外国报章上海隔一段期间总会出中国人一次洋相。九十年代初，美国东岸报章上有广东猫餐馆的报导，还登载彩色图片，只见厨子一脸凶馋相，把一头猫活活地投入沸腾的开水中，让它皮开肉绽，以便剥食。一位美国老头看了说：“它让我心碎！”《吃垮中国》中有一章叫“动物在中国的血泪史”，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让人“心碎”的描述。
我在二十年前曾说过；“传统中国的酷刑，其残忍的程度，以及种类之繁多，不愧为世界之最，例如，‘剐’即是切成肉丝，‘醢’即是剁为肉泥，‘铡’则是拦腰斩成两段，‘烹’即是下油镬，‘炮烙’即是烧烤，此外，还有剥皮等等。其手法之精致，似乎都与中国式烹调术有关连。？这只是一个灵感，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李波则把中国古代的“十大名菜”和古代“十大酷刑”作了详尽的对比，令人唏嘘动容。
李波进而提出：“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直指普世价值观，或者说“世间法”的层面，这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李波对此谈得较少，我不妨在此展开一下。
四
世界各大宗教对“邪恶”问题都在寻找答案。印度宗教都有“戒杀生”戒律，最彻底者莫如耆拿教，认为惟有透过“戒杀生”灵魂方能卸掉业报，跳出轮回。、这种看法视人间“邪恶”本源是生物界的弱肉强食。动物处身“必然王国”，是受本能的驱使，人类的残杀行为则远远超出充饥的需要，透过文明的中介，把生物本能的杀机变成一种政策、制度、工业，甚至艺术。
印度人的答案是绝对超越自然世界。据说耆拿教的大雄（摩诃昆罗）就是绝食而死，因为他把“戒杀生”推衍至极端。严格地执行耆拿教教义，人根本不该坐椅子，因为这榉会压死亿万的微生物；人也不该穿衣，它会造成更多微生物伤亡。但这种教还想传下去的话，教徒顶多做到吃素。在素食里则不吃某些带根的植物，也避免天黑以后进食，以免不谨慎把虫子吃进口里。
如果自然界就是互相残食——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人类从事“戒杀生”就是一厢情愿，并没有阻止自然界的操作。至于违反自然法则，把自己活活饿死，反而造成了“杀生”。西双版纳一位佚名的傣族作者完成于1542年的论文《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已经把它一语道破。这篇早熟的自然神学说傣族的神都是祖先按照生存的需要而造的，告诫人们不要背弃祖先所设的寨神勐神之道路，而佛教则是违背物质生活的。寨神勐神要求人们“要杀生害命；要打猎，要用快刀剥兽皮；要杀猪、杀鸡、杀牛”，因为人们必须“用杀生来保护人类的生存”。正是这样傣族才生存下来，“要不然我们祖先 早就死光于老虎、毒蛇、黑熊、野猪的恶口里了”。（译文取自伍雄武：《关于古代傣族的原始宗教》，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0～74页）
傣族本土派的排佛之说，好比是一个孩子一语拆穿皇帝的新衣，把禅师长老们身陷其中无法脱身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空。惟其如此，它确实就是“童言无忌”，用处在捕猎和初期农耕的见识去臧否高级宗教。后者全面抹煞自然界，正是强调“超越”。这种超越的意图与中国人身体化倾向正好造成尖锐的对比。但在讨论中国人的宗教观之先，必须先看基督教如何解答“邪恶”问题。
基督教说人乃依据神的形象所造，高于一切生物，《创世纪》里明说上帝创造其他生物正是供人食用。因此，基督教在“戒杀生”上头就分了等级，杀人才是犯戒，但亦应把低等生物当作“神的受造物”加以善待。（反基督教的罗素却指责耶稣虐待动物：如果他是全能的上帝，从人身上驱逐魔鬼，叫他们走路便成，没必要把他们赶人猪群，让猪们发狂，从悬崖上跃下坠死。耶稣自身没有立下好榜样，并没有否定其他的“神的受造物”也必须受到善待的原理）从印度宗教的角度判断基督教义，它就未能正本清源，因为杀机一发动，怎可能止于低等生物？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两千年的排犹历史，连想象都难。希特勒居然还是素食者（虽然今日的素食者不承认有这个会员）。他对自己的宠犬感情特别好，也多为人知。2002年面世的希特勒私人秘书的访问录透露：希特勒不要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变成死物，令他伤感。但他却有系统地残杀犹太人：他们连植物都不如，乃是德意志民族体上寄生的一种“病毒”。
然而，基督教为世界文化提供了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对立、灵与肉之间的紧张，以及“邪恶”的概念。它自身的善恶观如何说不通，却无碍“邪恶”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灵感。在纳粹德国的罪行公诸于世后，西方曾有一连串把这个“邪恶”提升到形而上学层次的讨论。反观中国人，顶多把“南京大屠杀”或“文革”等人间惨事提到“家仇国恨”和“民族浩劫”这个层次上去理解而已，完全缺乏“世间法”之上的拷问。
五
我在二十年前曾用“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来作为中国人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