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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卢瑟福大吃一惊。她赶快把丈夫扶了起来。
卢瑟福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胳膊，伸了伸腿——没什么事。
两个人一起感谢了上帝。
二、救 治
但是，次日，卢瑟福就开始感到不舒服，特别是感到恶心。玛丽·卢瑟福找人来给他按摩，他感到好了许多。但是，卢瑟福当晚又感到恶心，并呕吐了。次日早上，他的家庭医生赶来了。这时，卢瑟福感到轻微的疝痛，他使用上了疝气带。医生发现，他可能有粘连现象。找来另一位医生会诊，两位医生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卢瑟福到一家叫做伊芙林的私人医院进行紧急手术。
在路上，卢瑟福告诉他的妻子说，他的事业和他的经济事务一切都安排好了。这话听起来像是遗嘱，玛丽·卢瑟福止住了他。他随后说，他的病并不严重，叫她不必担心。
手术证实确实有部分粘连情况。医生通过手术使小肠复原了。
星期六，卢瑟福看来见好。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再度呕吐，而且还出现了感染的迹象。在还没有抗生素的那个时代，这是致命的。
星期一情况变得更坏。医生们与动手术的外科大夫研究认为，他不宜做第二次手术了。他们使用了盐水静脉注射，并给他插了胃管。卢瑟福感到舒服了许多。星期二又注射了六品脱。当日——10月19日——早晨注射后，他病情略为好转。但是，随后情况又变得不妙。尽管他的妻子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忍受痛苦的非凡的好病人”，并且相信她自己曾看到了“一线希望”，可下午他开始变得虚弱了。
三、逝 世
学生们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开始向他的病榻前聚来：尼尔斯·玻尔、詹姆斯·查德威克、奥托·弗里希、马克·奥利芬特、欧内斯特·马斯登……
他已经没有气力向学生们发问了，不然，他一定询问玻尔的液滴理论有了什么新进展，询问查德威克最近在干什么，询问弗里希，迈特纳最近有什么消息……
有一段时间，他闭上了眼睛，接着，长时间地微笑着。然后，满脸的肌肉紧绷，像是在积累力量要做某种重要的事情。
最后，他可能攒足了气力，微微地睁开了眼睛，道：
“我已经对那块黑草莓园地进行了再一次的清理，现在，景色是相当地吸引人了。”
说完这些话，他眼睛向着天花板，好像在回忆一段往事。玻尔立即想到，老师肯定是想到了他在家乡挖出的那最后一个圆马铃薯，像是把它举到自己的眼前在说：“圆，肯定比别的形状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说完，卢瑟福合上了双睛，脸上的表情也平静了下来。
医生最后判定，由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心脏和血液循环都衰竭了。医生们说，他在平静中死去，享年66岁。
第二部分：裂变评价：“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那个星期，在波洛尼亚正在开一个国际性的物理学家会议，以庆祝卢杰·伽伐尼诞生200周年。
在会上，玻尔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宣布这个不幸消息的任务。当天早晨的会议开始时，玻尔走到前面，眼中含有泪水，用颤抖的声音对全体与会者宣布：“我们的领头人，欧内斯特·卢瑟福病逝了。”
大家都为这一损失的突然性感到震惊。不少的人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到剑桥去拜访过他。几天以前，卡文迪许的人们还看到他们的领导人神采奕奕地行动着。
奥利芬特在回忆中写道：“玻尔发自内心地回忆了这位他有权利称为他的老师和朋友的伟大人物对科学的贡献。”
玻尔用希望来平衡惋惜，他对大家说：“没有了他，生活少了一些什么，但是每次想到他总是给了我一种持久的鼓舞。”
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演说中，他率直地说：“对于我来说，他几乎就像第二个父亲。”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副主教立刻做出决定，把卢瑟福的骨灰存放在教堂的中殿里——在牛顿墓的西边，和开尔文并列一排。
次年1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与会的科学家在他对卢瑟福的颂词中确定了卢瑟福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他说：
伏尔泰曾经说过，任何其他科学家都不可能像牛顿那样幸运，因为发现主宰宇宙规律的任务正好只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伏尔泰生得晚些，他也可能对卢瑟福和那无穷小的世界说同样的话——卢瑟福是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五、墓志铭
欧内斯特·卢瑟福临终前向弟子们讲的那两句话，是他在那最后的10月的第一天里在一封从他乡间住宅写给A·S·伊夫的信里讲了的。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永逝吗？是对他的一生的事业做一个总结吗？
是啊，当初，卢瑟福在遥远的新西兰挖完最后一棵马铃薯到达伦敦剑桥卡文迪许时，科学家对核物理学的知识还是“0”，核物理学还没有自己的阵地。几十年来，经过卢瑟福和他的学生们的“清理”，世界上不但有了核物理学的阵地，而且这片阵地的景色真的是变得相当吸引人了。
人们后来把这两句话当成了他的墓志铭。
第二部分：裂变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费米用中子轰击原子核的努力遇上了政治阻力。他失去了成为第一个“裂变”发现者的机会，而当时，他离成功的距离“像一张铝箔那样短”。
一、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那年夏天，被费米派来美国出差的埃米利奥·赛格雷在纽约遇到了刚刚到来不久的齐拉特。他与齐拉特是老朋友了。齐拉特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赛格雷回答：“我就回到意大利去。”齐拉特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回了。到了秋天，只有上帝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你不可能回去。”
赛格雷说：“可我已经买了回程票……”
齐拉特道：“回程票值不了几个钱。”
赛格雷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事，他按计划搭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准备在那里乘船。下了火车，他买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使他终生也不会忘怀。报纸上登了墨索里尼反犹的消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能自投罗网。他返回了纽约，要为自己找一份职业。
第二部分：裂变费米逃出魔爪（1）
在罗马潘尼斯普娜路上的研究所里忙碌着的物理学家们，至少在30年代中期已经注意到意大利的局势在不断恶化的趋势。赛格雷还记得，在1935年春天，他曾问过费米，为什么小组的情绪看来不怎么高。费米没有回答他，而是让他到研究所阅览室的大桌子上去找答案。赛格雷去了，并在那里找到一本世界地图集。赛格雷把它拿起来，书正好自动地（肯定别的人不止一次地翻过了）翻开在埃塞俄比亚地图的那一页上。那时，意大利为了炫耀法西斯的声势，正准备入侵这个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心明肚知的，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费米去了密歇根大学的暑期学校，他和劳拉在 1930年夏曾去过那里，现在又旧地重游。
费米在密歇根的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并且学会了享受美国饭菜。但是，意大利事态的发展无时不揪着他的心。
劳拉是一个十足的罗马人，骨子里埋着罗马种，她绝对不愿意离开她出生的那个到处梧桐、无处不古的母亲城市。何况，往日，反犹太主义在意大利不但不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在意大利会发生反犹。墨索里尼本人就宣称，他不准备使它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事态发展了。1937年1月，61岁的科尔宾诺突然因肺炎去世。一个忠实的法西斯分子东尼诺·罗·索尔多被任命接替科尔宾诺的位置。
这是费米在意大利的运气下降的征兆。
对这些阴暗岁月费米做出结论：看起来，美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度，与欧洲的灾难、愚蠢和罪恶远隔着一个大洋。
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5月，希特勒访问罗马，罗马组织了游行。
费米从窗子里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歇斯底里。他痛苦地对身边的人说：“墨索里尼发了疯。看来只有让他倒在地上爬来爬去，意大利才有望得救。”
这之后，赛格雷出差去了美国。
当年7月14日，墨索里尼公布了反犹太人的“种族宣言”，这正是赛格雷在芝加哥买到的报纸上所见到的。宣言宣称：“意大利人是雅利安人，而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
在德国，这种恶毒的歧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意大利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大利的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同化。
“宣言”对费米一家的影响是致命的。他的两个孩子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由一个名义上为天主教徒的父亲所生，但是劳拉却是犹太人。
“宣言”公布的那一天，劳拉正带着孩子们在南蒂罗尔地区的白云石山区度暑假。费米心事重重地来到这里向劳拉告知这个消息。
他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离开的问题了。
事先，费米已经给四所美国大学写了信，并且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从四个不同的蒂罗尔地区的城镇将信邮出。结果，五个学校发回了邀请书。最后，费米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
他先要到哥本哈根参加一个年会。年会是由玻尔发起的。会议期间，玻尔把费米拉到一边，压着他的肩膀，悄悄对他说，他已经被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