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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乘客都在200人以上），每天就有600万人（一个香港的人口）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进来100万个集装箱；美国和墨、加边境，每天有成千上万货柜卡车进出；仅一个纽约市，每天就有11万来自全球的游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国际会议、商业往来等等，这样一个自由流通、幅员广阔的国家，面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根本是防不胜防的。
怎么办？
沃尔福威茨的话开始引起他越来越大的重视。在沃尔福威茨看来，美国必须为遥远的、最不可能的和罕见的事情做好准备，因为他认为它们会发生，尤其是在伊拉克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始终相信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必定会落到恐怖分子手上，而且很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从历史上看，沃尔福威茨也确实有先于其他人预见到危难将至的才能，并因此赢得了“疯狂的先知”的名声。据称早在1979年，他就预见了伊拉克可能将入侵科威特并威胁沙特阿拉伯。12年后，美军在海湾地区的“沙漠风暴”行动证实了他的预见。
尽管沃尔福威茨在1992年撰写的“关于下个世纪国家战略方向”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老布什和克林顿的足够重视，但似乎“生逢其时”的是，在“9·11”后，他的一整套的理论特别是先发制人的论断却使当时多少有些茫然的小布什如获至宝。后来，布什自己也承认沃尔福威茨的学说对官方的对外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话也给了布什以启迪。在许多著作和演说中，西塞罗都声称，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
具体到萨达姆政权，布什一班人更是确信伊拉克迟早会威胁到美国。针对“如果美国不找萨达姆的麻烦，萨达姆也不会找美国麻烦”之类的言论，布什的手下多次予以抨击，其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的话就很有代表性。在一次采访中，赖斯指出，如果回顾一下萨达姆以前的所作所为，你就会发现，萨达姆政权从来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政权——他已经对其邻国发动过两次攻击；他对本国人民施放毒气；试图刺杀美国的一位前总统（指布什总统的父亲）；他向巴勒斯坦的每个自杀炸弹引爆者提供了2。5万美元，其中的一个引爆者在希伯伦大学炸死了５个美国人……在她看来，如果美国不理会萨达姆，萨达姆也会与美国过不去的，无论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美国，还是对付其他国家，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将对美国构成威胁。1赖斯还援引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话说，“如果后院有一条响尾蛇，你不会等着它出击以后才采取自卫行动。”
一些传统的想法开始受到挑战。根据传统的安全观点，最好等到威胁变得非常严重和明显的时候，支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威胁的一致意见就会形成。但美国学者却不这样认为，在倾向于鹰派的《国家利益》杂志上，菲利普．泽利科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缺陷”：“如今的威胁与易受攻击的弱点之间存在相反的连续性。当一个潜在敌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更具威胁性时，它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军事干扰了。这样的计划在不成熟的时候最脆弱，但这时它们构成的威胁是不明确的，团结盟友来对付这些计划比较困难。然而等到这样的威胁显而易见，联盟很容易形成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太晚——武器已经被使用，计划将很难或不可能遭到破坏，或者外人自己会因担心报复而受到威慑。2
布什对“先发制人”早就“心有所属”。早在1999年9月23日，当时的总统参选人布什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西塔多尔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明确反对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并称要制定一个针对战略威胁、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这也就是说，他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计划，只不过是没有人能够注意罢了。
军事经济学家给布什算的账也很令他心动。据统计，在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中，美国每年为阻遏伊拉克而花销的军费达130亿美元，此后将增至每年190亿美元。如果萨达姆再活20年的话，美国为阻遏伊拉克的军费就得再花3800亿美元，再加上本土安全需要的2500亿美元，总共得6300亿美元，而对“倒萨”之战的战争预算也只是600亿美元，不到遏阻伊拉克预算的10％。换句话说，萨达姆政权早一日更迭，美国的军费就会省下来很多，至少在当时看上去是这样的。
但布什还不想立即做出决断。他还有时间，他需要一步步完善他的想法，并让这个世界一点点地接受他的理念。在发布“邪恶轴心论”之后，他开始酝酿新的战略理论，意在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辩解。
在布什完善想法的同时，五角大楼却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提前威慑”的战略构想。2002年5月3日，国防部长签署了一份名为《防务规划指导》的机密文件，这份分发给军队高级将领、帮助他们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制定计划和预算的文件表明，自“9·11”事件发生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高级文职官员的思路已经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拉姆斯菲尔德的想象，美军将成为一种全球打击力量，在认为美国安全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对美国人生命最小的代价采取单方行动或者说发动“未加警告的袭击”。3为了做好“预热”工作，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还提前在《外交》等杂志发表了相关文章，以观察国内的反应并增强政策的说服力。令他们欣慰的是，在“9·11”的阴云下，反对的声音并不宏亮。
新战略已经呼之欲出了。就在美俄实现历史性的拥抱后，2002年6月1日，布什向西点军校的学生们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先发制人”的讲话。据悉，他的顾问们对其讲演稿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精心修改，并在布什5月22日飞往欧洲的飞机上将修改后的稿子交给了他。从巴黎返回美国时，布什在空军一号上又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修改。
在修改的过程中，布什感到，需要用简单、有力的话语表示，美国不再相信遏制4，该是转为“先发制人”行动的时候了。在西点，布什当着军校学生们的面向全世界宣布，“如果我们坐等危险逼近，我们就要等太长的时间。如果需要，美国将采取预防行动”。从此，这种国家安全的新理论便用来证明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正确的，而且还会证明以后的很多事情。
布什语重心长地对毕业生们说，反恐战争的胜利“不能靠防卫赢得。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而美国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将要求全体美国人富有远见，下定决心，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命”。他的观点归根到底就是一点：在一个不宣而战、看不见敌人的时代里，等到美国的敌人先行动手再予还击的做法“不是自卫，而是自杀”。这既是对即将面临工作的他们的忠告，也是布什的新使命。
看上去，这是对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推行的“遏制与封锁”战略的颠覆。但事实上，美国从未否认过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指出，“已故前总统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就曾考虑发动先发制人攻击。”在朝鲜宣布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导致紧张时，美国也曾险些对朝鲜有嫌疑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攻击。可以说，容忍先发制人攻击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夙愿。5只不过，一直没有遇到特别的情势和推动力，而且还有着庞大的苏联在对面注视着。
事实上，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没有制定新的战略以取代“遏制与封锁”战略，美国过去的判断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防止以自卫为借口的侵略战争，公开提出先发制人攻击战略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在老布什任内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还没有走得太远。但小布什的上台和“9·11”的突如其来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那时起，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打上了浓重的先发制人色彩和布什印迹。沃尔福威茨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而布什的高级安全顾问和五角大楼的参谋班子则像上了发条一样迅速动了起来，很快便把先发制人的行动原则纳入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去，以对付试图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与此同时，美国庞大的宣传机器也开动了起来，为了“伟大总统”的理论和实践卖力地工作着。
第五章：先发制人媒体总动员
对布什的“伟大总统”形象的塑造是美国媒体至今汗颜的记忆。翻开美国的主流媒体，你会发现，在“9·11”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里，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媒体对总统布什的宣传几乎全是正面的，即便是出现了安然丑闻，也只是把矛头暂时指向了副总统切尼。美国媒体不仅为布什提供了很好的“施政论坛”和表演舞台，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对布什近乎阿谀奉承，布什几次重要的演讲在媒体的配合下“完美”得天衣无缝，受众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热烈鼓掌的场面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感人的现场气氛，体现着典型的“鼓掌文化”。在对布什的描述上，媒体也不吝“伟大”之辞，其程度远超过国父华盛顿、解放者林肯和两个罗斯福，为美国历史所少见，也为美国新闻史所罕见。
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忽略反美报道，事事为白宫马首是瞻。在“9·11”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布什政府的诸多做法都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如〃邪恶轴心国〃、〃核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