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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0节 撕烂《通鉴》包脂麻
明朝人王锜的《寓圃杂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韦政的人素不读书，好大言，记得几则君臣故事，不断说给客人听，说完寂然无声，因为就那么多了。一天，闻者忍不住对他说：“如君所谈，‘脂麻通鉴’耳！”脂麻即芝麻，从前吴人爱以脂麻点茶，卖者必以纸张裹之；有个卖者家里藏几卷旧书，常常顺手撕下一页包脂麻卖给顾客，有个顾客积了几页才看清楚是《通鉴》撕下来的书面，于是细细熟读，逢人就说个不停；人家问他底细，他照认不讳：“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讥人“脂麻通鉴”，即学问有限也。
写文章的人最怕无学无识，写来写去总是“仅此而已，余非所知”。北京扬之水去年出了一本文集，书名竟是《脂麻通鉴》。这是一本非常有学问的书，绝对不是包脂麻的《通鉴》。她先是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转到研究机构去做学术研究工作。《脂麻》一书提到我的文章；《英华沉浮录》第一卷出版之后，她想一读，我寄了一本给她。她收到后竟用天一阁的漂亮小笺纸录了几句《洛神赋》给我，说明是“丙子初夏英华沉浮录忽如天外飞来展卷快读胸腹俱舒琼瑶之惠无以为报乃录洛神赋不成十三行聊充木瓜之投也”。纤纤小楷，精致得像顾绣，十足明清闺阁绝品。我藏有一幅光绪霞仙女史工笔小楷扇面，录了《红楼梦》百美人名，每个芳名冠以名花，缀以艳曲，运笔恰似扬之水那样灵秀。
练得一手好字大概也是写好文章的梯阶。文化事业进入电脑时代，一味争取商业上的多、快、好、省，写作这一门个体户手工业注定要隐入苍茫暮色之中了。好在像张系国这样的科技人，还硬说写文章坚持不用电脑，宁愿握管。这真是空谷中的足音，闻之释然。我还保存张系国的信，他用圆珠笔写的字自成一体，说不上书法家，却是好字，难怪他的文章那么有风格。梁实秋先生用圆珠笔写的字不输他的毛笔字，想是翻译莎翁全集数十年练出来的。他给我的一封短简说：“惠书敬悉。老牛破车，不堪驱策，屡违雅命，情非得已。何日文旌来台，仆当负荆请罪……”文言书信写得这样简练，起码要十年寒窗。如此鸿儒前辈愿意用圆珠笔写字已经相当委屈了；还要梁老先生那种道行的人用电脑写文章，那真是撕烂《通鉴》去包脂麻矣。
“江山如梦月如灯”
书法与写兰得双绝之誉的白蕉生前说：“学书始欲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那是说，练字先要临帖临得一模一样，练到熟了要脱胎换骨，不像原帖；易言之，起初没有自己的字体，最后则要有自己的笔法气势。我总觉得写作也是这样：刚开头都先熟读名家作品，下笔不忘模仿，到后来自辟途径，求得自己的风格神韵。练好基本功是重要的。白蕉写字画兰齐白石、徐悲鸿都赞叹，功力确是了得。今年是白蕉诞生九十周年，上海高锌写《羲之而后此奇才》谈到白蕉作品中的小札便札，附了一封他写给南社名宿姚鹓雏的短简，字字俊雅，布局典丽，看来看去都不厌。高锌谈到白蕉的诗也好，录了几首三十年代旧作，其中一句“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真是情景交会，韵致盎然。
白蕉这样的人和他笔下的这些东西，今天时髦之士只会视之为老古董，早就忘了偷闲亲近一下此等“玩物”，正是供养胸中“文气”的妙方。我好几年前在坊间偶然买到白蕉的手卷，都是字，而且是顺手挥洒的行草。先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然后是朱德的五言绝诗，比长征词写得更草。最后是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段“偶记”：“往年在京，老友李时霖告某小胡同有一中药肆售日制笔，因偕往寻，果见用以写流水账者两三管。问之云，尚有存者，其名曰玉歌、曰明畅、曰八千代，实彼邦小学生习字所用。其制粗劣，锋不齐，初试即开花，惟具弹性，不知何豪？我亦无笔可使，寄兴尚赖此子云。”卷末钤朱文“白蕉小品”一印。
白蕉的字实在写得秀逸有姿，有两三分沈尹默的笔意，却多了几缕柔情。沈先生的故居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沙孟海所题“沈尹默故居”五字，门庭上方是赵朴初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横匾。沈先生说“从古诗人爱秋色”，他也喜欢秋天，他的年轻诗作取名《秋明集》，书斋叫“秋明室”，也用过“石田小筑”、“匏瓜庵”等斋名。沈尹默的际遇大概比白蕉要好得多。他八十四岁才谢世，当了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两千多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朱丝精楷，随便写什么都为世所重。白蕉只活到六十二岁，他的字和画都没有沈尹默名气大。我有沈先生写的成扇，另一面是叶恭绰画竹。
太假的假洋鬼子
庄因在《中国时报》上写他的美国学生唐君到南京求学一年的所见所闻，说到中国到处是人，十足洋泾浜英文所说的peoplemountainpeoplesea（人山人海），抢吃的丐帮也多。他还说到一般老百姓“漠不关心”人家死活的情景，有一位青年站在六层高的楼顶想跳楼自杀，满街的人只顾围在一起仰头观看，没人劝阻；青年决定不跳了，街上有个人居然说：“真泄气，虚惊一场。”唐君是念国际政治的，在南京大学没多少朋友，同学都认为他不是学经济的，不学商，不学国际贸易，不学工程科学，不学法律，不学医，不学外语外交，以后不会有太好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是有钱有权有希望的那种了。”
学外语外交也比学国际政治有希望。这也许是大陆上相当普遍的心态了。《中国可以说不》里说，有一位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王先生最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有个英国朋友叫马克。王先生常常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王先生有一天说：“瞧见身上这件Ｔ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还说，他有一次到北京一家×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谈生意，一个三十岁不到的中国雇员用英语跟他交谈，说是“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作者要求他用国语交谈，他答应了。可是整个过程不断插入英语词汇：“请递给我一张paper。”他对他的一位下属说。
从句子中挑paper这个字用英文讲，几乎马上可以猜到这个小伙子英文好不到哪里去，讲话穿插英文完全是为了显耀。英文稍好的人要说“文件”、“论文”才会用paper。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讲话穿插几个英文词汇不稀奇，问题只是“插”得有没有道理，“插”得自然不自然，甚至“插”得通不通。“我没这个mood”；“这个人穿衣服的taste好差”；“从management的角度看，这样的arrangement是合理的”；这些都是比较顺耳顺眼的穿插法。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跟新加坡一样，这两个地方的中国人英文渊源深厚，耳濡目染，说话插些英文词汇，人家一听就听出英文学得很自然活泼。这种道行是骗不了人的；都是假洋鬼子，有的假得真，有的假得太假。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说，法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很教人感动。我不熟悉法国，不可能感动。庄因的文章收尾想起当年在南京唱过的《初恋女》，引了几句出来，我倒真的感动了，因为我们在台南念书的时候也唱过：“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呀你在何处？……”
文字是肉做的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品，题为《文章似酒》，说到那年春节后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给我的《秋阳似酒》，喜悦之情盈然注满心头。
我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句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十多天前在台北报上看到刘大任为他的《刘大任作品集》写的自序，题目叫做《艰难苦恨繁霜鬓》。大任只年过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并非全集，“表示犹有待焉”。这篇自序不长，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孤愤和企盼：“我们这一代，‘救国’、‘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说他在第一本书《红土印象》里写过一句愤怒青年的表白：“这样一个缺乏师友的时代，谁来唤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实并未释然。他受过鲁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润一郎乃至巴金、贝多芬、布拉姆斯的启发，还有父亲的鞭策、老师的开导、同学的影响；最动人的是“诗人秀陶给我打开一面窗子，让我明白体验了美的感动”，“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谈里，我感受到文学的庄严”。“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是不及格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