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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爸爸
对待同志,格瓦拉比平时还要严厉,他公开指责马科斯和帕乔,图马也被他批评,所有人都变得很消沉。战士们迷惘极了,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战斗,只能靠着对格瓦拉的崇拜与信任,他们才有力气走下去。里卡多曾是格瓦拉在刚果时最坚定的追随者,可现在他私下里对庞博说:“庞博,领袖对我很不好。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对他有承诺。我对他万死不辞,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路人。”
30年后,阿拉尔孔(即贝尼格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们互相询问对方,我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行军,在森林里盲无目的地走,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队伍里没有一个是出生在当地的玻利维亚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这里和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时完全不一样。”
3月20日,格瓦拉终于回到营地,这才发现他们苦心经营的基地已经暴露。留守的两个玻利维亚人竟然逃跑了,更糟糕的是,3月14日,他们正想卖掉武器时,被警察当场抓获,他们立刻就向警察提供了很多详尽的情报。在格瓦拉回来前三天,警察已经来到了基地,在这里发现了政治书籍和其他可疑物件。大家只好撤离到离这里两三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
战斗伊始,美国人即向玻利维亚政府伸出援手,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出任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而格瓦拉仍然乐观,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
在营地附近,格瓦拉意外地发现了塔尼娅——作为一个间谍,她本该舒舒服服地留在玻利维亚的上流圈子里,并且随时向格瓦拉通报政府的一举一动。与她一起的,还有阿根廷的西罗·布斯托斯、秘鲁的胡安·纳瓦罗,以及玻共的穆瓦塞·格瓦拉,他本来满口答应要带20名战士过来,结果只带了8个人,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没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格瓦拉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挫败,他将怒火发泄在同志们身上,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觉得非常沮丧,很多人私下里谈论着切和这场战争,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再坚持下去了。格瓦拉又谴责塔尼娅,责怪她的行为太过轻率,命令她回去。塔尼娅含着泪说:“可是我要参加战斗。”格瓦拉又追问她,究竟是谁派她来的,塔尼娅回答:“我自己,我的革命良心。”但事实证明,塔尼娅的这一举动确实极大地破坏了革命,她从首都开来的吉普车没有藏好,3月24日被政府军找到,还在车上找到了她留下的一个背包,里面装满了文件、资料和通讯录,玻利维亚政府立刻通过电台报道了这条惊人的消息。格瓦拉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塔尼娅和基地曝光,政府军决定彻底消灭游击队。战争箭在弦上。
1967年3月23日,格瓦拉轻描淡写地在日记中提及,“军事行动的一天”。事实上,这是格瓦拉率领的军队,在玻利维亚打响的第一场战争。清晨,来此搜索的政府军被游击队伏击,6分钟里就迅速被消灭了7个人,伤6人,俘虏14人,其中有两个是军官。格瓦拉下令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然后把他们放走。两名被俘的军官供出政府军的清剿计划。格瓦拉开始做大战的准备,他清点了人数,队伍总共48人,其中17个古巴人,包括他自己和塔尼娅;还有3个秘鲁人,22个玻利维亚人,再加上1个法国记者德布雷,1个阿根廷人布斯托斯。另外有4个穆瓦塞·格瓦拉领来的玻利维亚人,他不客气地评价他们是“废人”,只配运送物资。这4个人后来都出卖了游击队。
3月28日,格瓦拉在日记里说:“我们被2000名敌军包围了,战线长120公里,在汽油弹的掩护下,包围圈渐渐缩小。”格瓦拉还不知道,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向美国人请求援助,山姆大叔派来了一位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做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
格瓦拉仍然乐观,在3月的小总结里,他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本月总的形势具有如下特点:这是一个彻底巩固和纯化游击队的阶段,是一个开始战斗的阶段,也是一个敌人开始反击的阶段。”
4月3日,格瓦拉把队伍分成三队:帕乔、科科等为前锋;塔尼娅、德布雷与切等人居中;华金和4个“废人”殿后。他们只有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虽然能收听新闻,但没有发报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6)
4月10日,游击队又进行了一场战斗,政府军有1人死亡,3人受伤,6人被俘。游击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古巴的“黄毛”牺牲了,他曾是糖业部副部长,古巴中央委员,在格瓦拉身边工作多年。格瓦拉没有流泪,只是反复向大家强调,“流的第一滴血是古巴人的血。”格瓦拉似乎忘了,在年初的行军训练中,已经有两个玻利维亚人不慎跌落在河里淹死。当时,队伍中几个国家的战士,已经出现了很大分裂。 当天傍晚,他们又打了一场伏击战,成功地打死7人、伤5人、俘虏27人,总算替“黄毛”报了仇。被俘的军官鲁文·桑切斯以为会被杀,没想到游击队竟然还拿难得的药品替他们疗伤,然后又放了他们。于是,他拿着格瓦拉亲手写的一份公告《告玻利维亚人民书》,寄到一份名为《自由新闻》的左派报纸发表。1967年5月1日,公告发表,在玻利维亚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死亡,距他们越来越近。玻利维亚人洛洛被毒打至死,尸体被从一架直升机上扔下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27岁的罗兰多阵亡;农民的力量一直没有调动起来。��
在格瓦拉看来,法国记者德布雷和阿根廷人布斯托斯都是客人,他想尽快把他们送走,他相信这些人一旦离境,会将他们的消息传递给古巴和国际社会,至少可以为他们赢得道义上的声援。4月17日,格瓦拉决定撇下华金率领的人马,先行一步。华金已经42岁,是游击队里最大的同志,格瓦拉非常信任他,他带的是一支弱旅,其中包括4个随时可能叛变的玻利维亚人和3个病号(穆瓦塞·格瓦拉患胆绞痛,塔妮娅和亚历山德罗发高烧),除此之外,还有秘鲁医生和9个身体健康的战士,总共17人,其中4个是古巴人。格瓦拉带着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出发时,对华金说他们三天后就回来。可是,他们永远没有再会合了。
由于政府军在当地严防死守,4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两支部队只能在附近不断来回兜圈子,却一直没办法联系上,他们带着步话机,可电池却已经用完。死亡,距他们越来越近。
4月19日,游击队抓到一个名叫乔治·鲁斯的人,发现他有英国和智利双重国籍。他自称是《自由之箭》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游击队的报道,震动全世界,可游击队总怀疑他是CIA特工。德布雷提出建议,既然此人声称是记者,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和诚意,他就应该把他们安全带出去。格瓦拉同意了。
这件事似乎很容易就能办成,可是4月20日,格瓦拉从收音机里听到鲁斯、德布雷和布斯托斯三人被玻国政府军逮捕的消息。事件立刻震动全世界,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出面调停,可这反而更加让玻国政府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快除掉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
三人被隔离起来,分别被警察严刑拷打,德布雷最倔,受的苦也就最多,好在一个好心的军官阻拦,那群喝醉了酒的警察才没有将他活活揍死。这个军官正是曾被格瓦拉俘虏然后又被释放的鲁文·桑切斯。德布雷相信幕后指使者是美国CIA,因为在黑暗中,他多次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嘀咕,获释后,他讽刺地说:“也许是CIA救了我的命,为什么要把我秘密关押两个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
可是阿根廷的布斯托斯却不像法国人那么顽强,不出两天他就供出了无数情报,写出了大概两万字的供词:供出游击队的领导者就是切,化名为拉蒙,报出了游击队队员的姓名和人数,塔尼娅的身份,还有武器的隐藏地点以及他们秘密通道的位置。他甚至还精确地画出了20张游击队员的头像,画像中,格瓦拉悠闲地叼着烟斗。
紧接着,CIA再下一城。就在格瓦拉将三位客人送走的第二天,玻利维亚人洛洛参加了一场战斗,不幸与同伴失散。4月27日,他受伤被捕,政府军在医院为他做手术时,一个CIA的特工来照顾他,这人其实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却凭着诚恳的语言让洛洛相信,他是古巴派来帮助格瓦拉的。洛洛将所有事情毫不隐瞒地说给这个古巴人听,结果内容全部被暗中录音。之后,他被毒打至死,尸体被从一架直升机上扔下来,丢进丛林里。
牺牲成了常有的事。4月25日,一支60人的政府军突然冲上来,游击队只得正面迎击,罗兰多阵亡。罗兰多本名埃里塞斯·雷耶斯,只有27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平时最喜欢看司汤达的作品。多年来,在日记中已经不再流露狂喜或狂悲的格瓦拉,那天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他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同志,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是伙伴,他曾是第四纵队的交通员。罗兰多的死令人心痛,我原准备让他指挥有可能建立的第二战线。”当自己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情绪时,格瓦拉引用了聂鲁达《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中的诗句,“你那英勇上尉的瘦小躯体,在无垠的宇宙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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