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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切·格瓦拉画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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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瓦拉家永远一片混乱。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外敞开,小孩、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客人,不停地在他们家川流不息。他们的待客之道只有两条:第一,无论对谁都热情有加;第二,孩子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自行车和三轮脚踏车可以在屋里任何一个角落飞驰,无论什么时候到格瓦拉家,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于是,夫妻俩渐渐发现,原来觉得多得花不完的钱,现在竟然有些不够用了。父亲开始逃避责任,长期驻扎在酒店里,母亲虽然热情好客、对孩子关爱有加,却不善于料理家事,孩子们则永远缺乏约束随心所欲。当夫妻俩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这个家,就益发混乱。    

  到了1942年3月,埃内斯托将近14岁时,父母替他在科尔多瓦的迪安·福耐国立中学注册,按道理说,作为名门贵族之后,埃内斯托理应就读于当地的贵族学校蒙塞拉中学。可是父母却宁愿他在更加大众化的迪安·福耐中学读书。就是在这里,埃内斯托读了5年书,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    

  埃内斯托的生命展开了一个新篇章。他对体育的热衷仍然不减当年,特别爱好的运动是橄榄球,常常在科尔多瓦的草地网球俱乐部与伙伴们一起打比赛,在这所俱乐部,他还常常和人比赛游泳、打网球或者高尔夫球。他也认识了一批新朋友,与他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兄弟。与他同岁的托马斯是他少年时最好的朋友,而阿尔贝托则是他青年时期骑自行车旅行时的亲密伙伴。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一起品尝到初恋的苦涩滋味,共同见证了阿根廷的政治风暴。1945年10月17日,贝隆登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    

  由于哮喘病,再加上父母不和,从埃内斯托的成绩单来看,他在学校只能算是个表现平平的学生,至多在文科考试中偶尔冒出几次高分。以1945年他在高中的第四学年成绩来看,他在文学和哲学课上取得了高分,而数学、历史与化学刚刚及格,音乐和物理成绩则相当低。他对音乐一窍不通,这已经成为了朋友们取笑他的把柄。事实上,他完全分不清节奏和旋律,不会跳舞,也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    

  埃内斯托只会跳探戈,你们都知道,即使听不出来节奏,还是能按一贯的脚步跳跳探戈。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每当探戈舞曲响起时,我就踢他一下,提醒他这支曲子可以跳。他生日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派对,他在上面大出风头,演讲棒极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埃内斯托身上也有可取之处。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和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她好像是个麻风病村的护士。突然,乐队奏起了波尔卡舞曲。我轻轻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拉着他的姑娘跳起了探戈。我在一边简直要笑晕过去,过了好久他才意识到我在捉弄他,他发火的样子真是有点可怕。    

  埃内斯托的英语成绩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高中第四学年,满分10分的情况下,他平均只能拿3分。不过他的法语却很好,在母亲的启蒙下,他法语听说读写的能力都比同龄人要强,文科的成绩普遍也要优于同班同学。据他的同学回忆,他读完了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在与他的历史和文学老师讨论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这个少年想的问题非常深,也非常远。之所以其他功课乏善可陈,老师和家长认为这是因为他实在过分活跃,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体育、国际象棋和他在省高速公路局的第一份兼职上。他的父亲因此很骄傲地评价说:“在利用时间方面,埃内斯托简直是个天才。”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4)…(图)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桩事,或许可以看出埃内斯托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他们家住的那条街,旁边便是贫民窟,穷人们住在纸板糊成的小屋里。那里有个断了腿的可怜人,他的交通工具是一个靠狗拉动的小滑轮车,人们因此都叫他“狗人”,他只能把满腔愤怒发泄在比他更可怜的狗身上。每天早上出门时,他都会用力鞭打他的几只狗,这已经成了这条街上每天上演的闹剧。有一天,当地的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狗人”,一边向他身上扔石头,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们正好见到了这一幕,于是他立刻上前制止这些小孩。没想到,“狗人”非但没有  感谢埃内斯托,反倒用更肮脏的语言咒骂他,在他的眼中,仿佛充满了对埃内斯托的仇恨。用他朋友德洛丽丝·马丁的话来说,“狗人”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向他身上掷石头的穷人家的孩子,而是那个试图保护他的富有的白人少年。生平第一次,埃内斯托发现,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那条深深的鸿沟。    

  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紧张变成淡漠。父亲与一个叫瑞科尔·希维娅的女人好上了,这个古巴女人长相艳丽,是当地有名的放荡女人,对于格瓦拉·林奇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风流韵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成了科尔多瓦的一桩丑闻,有趣的是,格瓦拉·林奇甚至曾经将瑞科尔带回过家,立刻遭到了孩子们和妻子的强烈抗议。这桩丑闻显然让埃内斯托相当生气,几年后,有一次他的女友“奇奇娜”不经意地提到了瑞科尔的名字,结果埃内斯托立刻大叫起来:“永远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女人!”    

  父母之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5个孩子,据他们家的朋友贝蒂回忆,“我记得埃内斯托最小的弟弟胡安·马丁出生时,我过去看他。他们住的那幢房子乱极了,给人一种贫穷而没有出路的感觉。塞莉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在我看来,当时她似乎已经放弃了要将丈夫拉回来的念头。”事实上,埃内斯托的父母是在1947年才正式分居的。此时,丈夫已经不着家了。1943年,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胡安·马丁在科尔多瓦出生,这个婴儿与兄长的关系非常微妙。胡安·马丁后来说:    

  埃内斯托既是我的大哥,也是我的父亲。他教会我走第一步路,他常常把我扛在肩膀上,他带着我玩,他就是我的父亲。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据他的一位堂兄回忆,埃内斯托似乎开始不停地打工,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他总会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他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政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关心阶级与贫富差距,希望有一天投身战争,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要为谁而战,又为什么要战斗。在埃内斯托·格瓦拉诸多版本的传记中,有一个故事反复出现。那是在1943年,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在参加一次学生反武装示威游行时,被警察局拘禁,当埃内斯托前去探监时,格拉纳多建议他和其他仍在中学读书的朋友一起,再组织一次游行。埃内斯托回答说,“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抓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16岁的埃内斯托,虽然还不明白他的未来在哪里,可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真理:永远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埃内斯托长成翩翩美少年。    

  1946年底,埃内斯托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这年夏天,他在科尔多瓦公路局里工作,而他的家人此时已经离开科尔多瓦,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埃内斯托的祖母同住。不幸的是,1947年,祖母病倒了,一向与祖母最亲的埃内斯托赶去照顾她。最后,祖母还是去世了,埃内斯托做出了一个令家人惊讶的决定。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读工程学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注册。此时的埃内斯托已经长成翩翩美少年,人们开始以他的姓氏格瓦拉来唤他。而他的父亲,人们则喊他“老格瓦拉”或“林奇”。    

  为了谋生,格瓦拉从事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不要父亲的钱,却通过父亲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市政府的物资供应局弄到了一份抄抄写写的差事。这里成了格瓦拉最常去的地方,或者在这里看他的医学书,或者编写他自己的哲学词典。在这本词典上,他既摘抄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经典著作,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在学校,他表现得非常用功。在图书馆或咖啡厅,他常常抱着书一看就是十来个小时。20年后,当年暗恋他的女同学蒂塔·因凡特回忆说:“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    

  1950年一二月份,学校放暑假,格瓦拉骑着自行车去流浪,这次旅行,他走过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跨越了4000多公里距离。当时,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已经从药学系毕业,在科尔多瓦北部圣弗朗西斯科的麻疯病院里当药剂师。他邀请格瓦拉去那里参观,格瓦拉一下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野心更大,决定要沿大西洋的海岸走一大圈。    

  这次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他在上面装了一个意大利制造的小马达,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来到圣安东尼奥,接着他连人带车上了一辆大卡车,到达出生地罗萨里奥。到了第三天,他的自行车后胎破了,好在碰到了辆顺风车,将他送到了科尔多瓦,总算与格拉纳多兄弟会合。兄弟俩陪他参观克里罗河瀑布时,不安分的他一定要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结果在下坡时摔了下去。他颇有哲理地总结说:“就这样,我学会了登山运动的第一条规则,上去远比下来容易得多。”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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