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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
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
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
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
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大会还收到
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
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
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
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
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
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俾东正教会
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
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俾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把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
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
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
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
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
“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
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
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
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
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
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
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
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
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
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
（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
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
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俾精神的真正监
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
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
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
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
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
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
—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
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
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
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
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
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
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
“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
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
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
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
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
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
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
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
“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
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
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
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
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
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
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
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
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
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
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
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
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
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 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
冈的工作；低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
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
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
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
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
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
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
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
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
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
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
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
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
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
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
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
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
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
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
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
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
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
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
阿波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