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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方法就是以苏联的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种恐惧是基于对1956年布达佩斯、1968年
布拉格和1979年喀布尔的记忆。但是这一资产的价值正在日渐下降。政治局在1980
年悄悄地转而不主张侵占华沙，从此就采取了以虚张声势为主的政策，而这种政策
是不能持久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权，加速了虚张声势的唬人政策的末日的到来。他作为
总书记最初与东欧一些领导人会晤时警告说如果他们与他们的人民闹翻了，不要指
望红军来援救他们。在1986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工会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
乔夫较正式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尽管东欧各国政府可能不愿与他们的老百姓共享
此项秘密，但老百姓发现这个秘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到
他可能正在为东欧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而开辟道路。他希望当这些强硬路线派坚持
不下去时，由一些急于仿效莫斯科的改革的年轻一代来继任。和平时期的错误估计
很少有如此重大的后果。苏联集团中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如果苏联红军在军营里按
兵不动，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要灭亡”。
走向终结的游戏已在波兰开始。1989年初，波兰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工人
又开始动乱，政治局商讨了一些新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预示着会爆发类似1980年
的不满情绪。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考虑再度实行军事管制，他深信这将导致比1981年
更大的伤亡。他认为惟一的选择是与仍处于非法地位的团结工会进行会谈，以求得
到其协助来维持和平。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得到1981年持强硬路线的主要分子之——
—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的支持，但他要使其建议在政治局
内通过，只有用辞职来进行威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协商，团结工会终于重新成为
合法，并在6 月份参加大选。按照有关规定，估计共产党会获得多数票，团结工会
也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使政府和反对派都感到意外的是团结工会获得
了压倒性的多数票。在几个月之前政府发言人耶日。乌尔班宣布团结工会是一个
“不存在的组织”，瓦文萨是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公民”。在共产党失败后，他
告诉这个即将下台的政府说：“这并不是仅仅失去选举，先生们。这是一个时代的
终结。”
游戏的终结比所有人们设想的都要来得快些。戈尔巴乔夫在9 月间访问东柏林，
出席了庆祝已经日暮途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这次
访问使人们消除了对莫斯科能否容忍撤换掉老的共产主义卫士的残留怀疑。他告诉
昂纳克说“在政界，生活将严厉惩罚那些落伍者”。这些话很快被苏联代表团公开
了。
昂纳克本人6 个星期后就下台了。甚至当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明显地处于危险境
地之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从他的立场后退。他派他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
列夫到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都“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一个观点：我们
不准备干涉”。雅科夫列夫后来说：我们告诉他们：请作出你们自己的打算，但一
定要明白，我们的军队即使驻在那里，也不能动用，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留在
军营里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狂喜的东德群众N 月9 日蜂涌而至跨过柏林墙后，在当年的最后7 个星期中，
东德的一党制政权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克格勃面对苏联集团的崩溃远
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沉着。尽管克格勃想出了一些积极措施企图拼死挽救共产党政
府的垮台，但这些措施都未能得到实施。据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局长莱
昂尼德。舍巴尔申称，我们曾告知东欧一些领导人要他们保护自己。他抱怨说：
“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苏联，从不打算自立，他们被抛向了狼群。”
克格勃绝密档案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
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
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
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
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
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
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
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
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
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
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
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
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
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
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
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
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
到。1998年俄罗俾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
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
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
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
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
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
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
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
这样想的）显然是幼稚的。不过，那种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专制政权
（仅举这两个例子）时可以忽视情报部门的作用，同样也是幼稚的。随着新世纪的
来临，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对于情报作用的不重视已不多见了，得还不能说没有。新
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情报的作用以及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利用（或者滥用），
他们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们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要做的研究工
作还很多。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
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
重要。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
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
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
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
“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
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 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
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
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
候监听。
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
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
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
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
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
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
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
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
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
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