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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
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
里转寄到莫斯科。
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
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
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
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
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
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
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
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
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
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
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
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
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
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
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
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
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
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
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
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
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
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
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
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
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
“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
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
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
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
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人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
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
的一个间谍这样说：
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
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
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
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
个信仰。
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
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
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
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
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同情。动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
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多伊奇和马利完成了对“五杰”的发展工作。在这一年年初，
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制作人的伯吉斯安排了多伊奇与安东尼·布伦特一位法国语
言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和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研究员第一次会面。虽然“第四人”
这个绰号是媒体的发明，而不是克格勃为布伦特所起的假名，但是他不仅是五个人
当中第四个被发展的，而且四十年后，也是这五个人中第四个被公开曝光的。直到
战争爆发时，布伦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仅限于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经多伊
奇同意，他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特里尼蒂学院里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大学生，美国共
产党员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第一次与多伊奇见面不久后，布伦特就
把斯特雷特邀请到自己在特里尼蒂的优雅的住处。斯特雷特刚刚得到他的亲密朋友
约翰·康福德两个星期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牺牲的信息，仍然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布伦特告诉他，“我们的朋友”非常关心他的将来。“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应该
做的事情。”“什么朋友？”斯特雷特不解地问。“国际，共产国际的朋友”，布
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
的联系，毕业后（也就是当年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然后负责
为共产国际提供内幕消息。斯特雷特没有同意。康福德为共产国际献出了生命，
“难道你忘了吗？”布伦特对斯特雷特说。几天后，斯特雷特终于答应了。“在一
周之内，”他后来写道，“我从喧嚣、拥挤的剑桥一下子坠人了一个充满了影子和
回音的世界。”他毕业之后在伦敦与多伊奇见过一次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而且当时他还错把多伊奇当成了俄国人。见面的时候，多伊奇向他要一件能证明个
人身份的东西。他给了他一张照片。多伊奇把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其中一半交还给
了他。多伊奇告诉他，另一半将由在纽约与他接头的人还给他。
“五杰”中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也是后来最后一个被公开的“第五人”是一个
精明的苏格兰人约翰·凯恩克罗斯。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一份现代语言
学奖学金走进了特里尼蒂的大门。此前，他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里学习过两年，并
拿到了索邦神学院的学历证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导致《特里尼蒂杂志》给他
起了个绰号“血十字”；该刊还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宣称‘凯恩克罗斯每两个
星期就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安东尼·布伦特就是教授他法国文学的老师之一，
但凯恩克罗斯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共产主义。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而且比第二名的分数高出了100分
（虽然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人
布伦特开始从事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后不久，1937年初，多伊奇就把与凯
恩克罗斯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伯吉俾，这与1934年菲尔比第一次开展发展间谍工作时
发展麦克莱恩的情况非常相似。随后，发展凯恩克罗斯的实际工作又交给了詹姆斯
·克卢格曼。4月9日，马利通知中心，凯恩克罗斯的发展工作已正式完成，他的代
号是莫里埃。如果凯恩克罗斯知道自己的代号，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它透明度太高，
但同时又会觉得选得非常合适，因为这是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后来，他还
发表过两篇用法语撰写的关于这个作家的学术研究文章。不久后，莫里埃这个代号
被李斯特代替了，但是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代号更迭的原因。5月份，克卢格曼
安排了凯恩克罗斯与多伊奇的第一次见面。根据凯恩克罗斯的回忆这些回忆他
自己也承认不太可靠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晚上，地点在雷根特公园：
突然，树后面闪出一个个子矮小而结实的身影，大约四十岁左右。克卢格曼给
我介绍这个人是奥托。随后，克卢格曼就消失了……
多伊奇向莫斯科汇报说，凯恩克罗俾“非常高兴我们与他建立了联系，而且准
备立刻就开始替我们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俾能够接触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会也就能通过他们接触到外交部文件中包括被凯恩克罗斯称为“关于西班牙内
战进展情况的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除了少数几次，很难说清中心提交给俾
大林的情报很可能是以经过编辑的摘录形式中，哪些情报是麦克莱恩和凯
恩克罗俾提供的。有一份这样的文件看来是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那就是1937
年11月希特勒与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
的会谈记录。哈利法克斯刚到希特勒建在山上的巢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
巢”时，还出了个大洋相：当贵族气派十足的哈利法克斯走出汽车的时候，把希特
勒当成了男仆，还差点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交给他。幸好德国的一位部长在他耳边
轻声说：“元首！元首户’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哈利法克斯
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迎合了斯大林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
的态度。中心的报告强调，英国把纳粹德国视为“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而且会对德国向东扩展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虽然哈利法克斯对于希特勒的判断非
常幼稚他认为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