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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
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理。有时，阿诺德会在星期五晚上到这
个亲戚家里去吃安息日的晚餐。奥斯卡也答应为他提供一个工作，以便他能够继续
留在英国。这些接触无疑更加重了中心对阿诺德的怀疑。
但是，多伊奇竟然幸存下来了。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另一位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特工叛变的结果。这个叛变了的间谍是驻巴黎的特工伊尼亚斯·波雷茨基
（化名赖斯，代号雷蒙德）。1937年7月，“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一名法国特工罗
兰德·阿比亚蒂（化名罗西，代号飞行员）在瑞士发现了波雷茨基。当时，罗兰德
的妹妹（也是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成员）米莱叶正准备在巴黎引诱米勒将军。为了
除掉波雷茨基，阿比亚蒂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格特鲁德·西尔贝什。他说服了这个
沦落为难民的德国共产党员写信给波雷茨基，声称她急需得到他的帮助。西尔贝什
拒绝把一盒涂有士的宁的巧克力（后来，这盒巧克力被瑞士警方发现了）交给波雷
特斯，但是她把他带到了洛桑郊外的一条小路上，阿比亚蒂拿着冲锋枪早就等候在
那里了。在最后一刻，当意识到自己落人陷阶的时候，波雷茨基试图抓住首尔贝什。
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首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
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
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
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
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
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
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
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
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
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
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
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
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
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
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
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
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
中去的大学生。
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
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
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
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
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
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的：
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
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
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
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
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
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
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
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
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
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
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
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
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
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
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
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
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
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
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
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
“斯温顿将军”。
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
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
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
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
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
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俾卢茨基的
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
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
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
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
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
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
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
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
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
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
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
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
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
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
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
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
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
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
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
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
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
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
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
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
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
范措施。但是中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