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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需要被遣返。但是，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阿塔曼集群”和“什库罗中将集
群”
的人员是苏联公民。另外，洛将军还补充了一条：“除非受到特别压力，否则
个别案件（申诉）不予受理”，而且“所有身份确定不了的人员都应被当作苏联公
民处理”。
即使考虑到同时兼顾对盟友的忠诚和尊重哥萨克人人权这两件事的困难性，这
次遣返行动仍然是20世纪英国军队史上最可耻的行为。76岁的白俄将军克拉斯诺夫
后来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说：“我只为一件事责备自己，那就是我为什么会
相信英国人呢？”5 月27日凌晨快3 点的时候——这是苏联安全部队最喜欢的时间
——一位不明身份的英国官员叫醒了什库罗将军，通知他他已经被逮捕了。在严密
地戒备下，什库罗被带出了哥萨克营地。可能在同一时间，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亚
历山大陆军元帅紧急邀请克拉斯诺夫将军（他们俩在俄国内战期间曾经是并肩战斗
过的战友）前去会谈，这当然也是假的。苏联别动队的摄影师们早就等在了那里准
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最老牌的敌人终于落网了。对于
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个可耻的时刻。而对于斯大林、别动队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来
说这却是一次著名的胜利。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从战争到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战时盟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心担心这种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第一个严重警报来自握太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
馆中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以及总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就像纽约领事馆里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样紧张。总情报部的情报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
的。1945年9 月5 日夜，握太华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森科偷偷将一百多
份机密文件塞到了衬衣下面，准备叛逃。古森科走出使馆时使劲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的妻子后来说：“要不然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一样。”
叛逃并不像古森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和渥太华日报》社寻求
帮助的时候，他们让他第二天再来。可是，9 月6 号，司法部和报社并没有表现出
比前一天晚上更大的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十年来苏联间谍
的活动情况。这天晚上，苏联使馆发现古森科和机密文件都失踪了。当古森科和他
的妻儿躲在邻居家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破门而人，搜查了他的公寓。当
地的警察直到午夜才赶来救他们，古森科一家终于找到了避难所。
古森科除了供出总情报部主要的间谍外，还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所
开展的行动的不完整的情报。几个月后，苏联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
亚向所有情报站传达了他对总情报部的无能进行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握太华的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机构：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无视自鸣得意和自满的情绪。
这都是由于放松了政治上的警惕和丧失了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工作的责任感。古森科
的叛逃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使在美洲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握太华情报站由于害怕再次因违反安全纪律受到批评，所以再也不愿意在招募
新间谍方面采取主动了。据后来做出的损失分析报告，古森科的叛逃使苏联在加拿
大的情报工作瘫痪了好几年，并对情报站直到1960年的工作都产生了持续性的消极
影响。1949年夏天，从莫斯科刚刚调任渥太华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
洛维奇。布尔金（又名博罗金）写信向中心抱怨同事们的惰性：情报站不仅失去了
以往与加拿大间谍保持的全部联系，而且甚至不去尝试发展新的关系……自我封闭，
与外界隔绝，只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
中心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它认为情报站“停滞不前了”。
直到古森科去世之前，克格勃都曾断断续续地试图追踪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
成功。1975年，进步保守党国会议员托马俾。
考斯特要求重新审查给予古森科养老金问题，这使握太华情报站推测古森科就
居住在考斯特的那个选区。情报站还报告说，在苏联国家冰球队到加拿大举行访问
比赛期间，有人看到过考斯特和古森科在一起。驻握大华的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尼
古拉耶维奇。赫瓦托夫曾试图接近考斯特，以期能探听到古森科的下落。但是他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情报站报告说，考斯特向国会提出的议案“明显带有反苏论
调”。几年后，克格勃开始编造涉及考斯特私生活的材料，准备开展诋毁他名誉的
行动。然而，在这项行动实施前考斯特就于1982年去世了。
1945年9 月古森科的叛逃也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设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敲
了警钟。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反间谍处）处长的菲尔比全面掌握着关于古
森科事件的汇报材料，并汇报称伦敦“强化了”针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措施”。
接到报告后，中心命令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有价值的间谍网不会受
到破坏”。伦敦情报站里掌握着最重要间谍的指导员鲍里俾。克鲁腾什尔德（化名
“科洛托夫”）被命令把除菲尔比以外的其他间谍移交给其他专案官员负责，并将
约会的周期减少到每月一次：“提醒全体同志在外出约会前进行全面观察，一旦发
现有人监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甩掉监视后再去赴约……”必要时与英国间
谍的联络可以暂时中断。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另一名官员叛逃未遂的事件更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
警钟。1945年8 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官员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
维奇。沃尔科夫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佩奇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进行一次
紧急会晤。佩奇没有对此做出答复，9 月4 日，沃尔科夫自己来到了领事馆，要求
给予他和他妻子政治避难。他声称，如果英国给予他们政治避难和5 万英镑（约相
当于现在的100 万英镑），他将向英国提供他在中心的英国科工作时获得的一些重
要文件和情报。他提到的最高层次的苏联间谍包括，两名潜伏在英国外交部（指的
可能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和七名潜伏“在英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其中一人
“是英国某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指的几乎肯定是菲尔比）。
9 月19日，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寄来的外交邮包里惊讶地发现了关于沃
尔科夫与佩奇会晤情况的报告。他马上给克鲁腾什尔德发出了警告。9 月21日，土
耳其驻莫斯科领事馆给化装成外交信使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两名队员发
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
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
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
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
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
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
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
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
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
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
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
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
星期前在握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
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
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
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
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
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
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干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
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
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
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