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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而在1949年被召回前，索科洛夫也经常受到
中心的批评。
本特利叛逃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采取的限制破坏程度最有效的措施是，断绝了
与绝大多数在二战时期发展的——本特利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间谍的联系。因
此，本特利提供的众多线索都未能达成法律上的诉讼。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展得太
晚了，因此它未能在传递机密情报的当场抓获本特利揭发出来的间谍，而且在法庭
上也不能使用窃听录音作为证据。然而，中心由于不了解联邦调查局遇到的法律障
碍，在以后的几年里它都还在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成功地召开一次盛大的间谍审判
会。
美国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后来代号为“维诺娜”）加重了中心的
担心。1927年以来，苏联的高级外交和情报通信一直使用一种被西方称为“一次性
密码”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当时在西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初期，一些一次性密码被重新使用，使得这种加密方式变
得脆弱了。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抓住了
由于苏联在加密时的粗心而提供给他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1946年底，美国陆军安
全（技侦情报）局的梅雷迪思。加德纳（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出战争时
期苏联克格勃总部与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
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1948年，陆军安全局向
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一情况。10月份起，特工罗伯特。兰菲尔开始全权负责“维诺
娜”的工作，他试图确认出曾出现在“维诺娜”解码材料中的代号所代表的间谍
（其中一些仍然在活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才了解
到“维诺娜”的情况。更耐人寻味的是，杜鲁门总统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维诺娜”
解码材料的报告，或许陆军安全局担心他在每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例会上会
提到这件事。“维诺娜”解码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苏联间谍向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
局二战时的前身）进行渗透的情况。胡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似乎都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里也潜伏着苏联间谍。
1947年，通过潜伏在陆军安全局里的一个间谍，中心了解到“维诺娜”这个秘
密——这比中央情报局早了五年。这个间谍叫威廉。魏斯班德（代号佐拉），一个
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的儿子。魏斯班德是陆军安全局里的俄语专家，他借口寻找能
够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差事整天在安全局里东游西荡。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说，
1946年底，当他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魏斯班德曾经从背后偷窥过他的工作。当
时加德纳正在破译第一份重要情报，那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4年12月2 日的一
份电报，电报反映的是苏联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渗透的情况。
对于中心来说，“维诺娜”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无从了
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哪些电报可能被完全或部分地破译出来了，或者哪个间谍
可能受到影响。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在1948年夏天发生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间
谍活动的反感情绪爆发了。1948年7 月，伊莉莎白。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本土
事务委员会公开作证，并立即被各媒体奉为“红色间谍皇后”。8 月初，惠特克。
钱伯斯也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他指证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是二战前共产党秘密
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心担心听证会将是一系列揭露二战时期苏联在美国的整个间谍
网的公开审判的前奏，然而它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40年代末，受1947年7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莫斯科进行了一
次重大的机构调整，这进一步干扰了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法》决
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期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协调各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
的情报活动”。虽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协调作用永远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但是莫
洛托夫却声称，《美国国家安全法》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与苏联
分散的情报管理体制相比占了明显的上风。他提出，弥补差距的办法是把国家安全
部和总情报部的两套对外情报管理体系置于同一屋檐下。莫洛托夫的建议还有一个
好处——从斯大林的角度出发——它还能够削弱贝利亚的权力，因为，当时贝利亚
的亲信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执掌着国家安全部。1947年7 月，国家安
全部和总情报部的对外情报管理体系合并成一个机构——情报委员会。在这个高度
集权的新机构中，即使是安排与重要间谍的约会和对他们的可靠性进行调查这样的
行动计划，都必须事先得到情报委员会的批准。
莫洛托夫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使得外交部在对对外情报工作
问题上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就日常工作向莫洛托夫负责的第一副主席，是一年
前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他
是个比较听话的人。和中心里绝大多数负责人一样，费多托夫几乎没有任何在西方
工作的经验。罗兰德。阿比亚特这位前纽约情报站站长（或许也是最熟悉西方情况
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情报委员会成立时被免职了。他的档案中称，没有人给他解释
他被免职的原因，而且“解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档案中没有记
录被免职的原因，但是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血统有关。当然，他的血统问题被记录
在档案里。斯大林死后，阿比亚特曾一度复职，但后来又被罢免，再后来他自杀了。
为了加强外交部对情报委员会的控制，莫洛托夫把苏联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任
命为“公开情报站总的站长”，有权管理民间（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站站长和军
事（前总情报部的）情报站站长。后来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伊利亚。吉尔科维洛夫曾
带有偏见地评论道：这样做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由于外交官对于情报工作
和间谍方法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因此，情报站站长们，这些职业的情报官员们，
采取了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来避免让大使们了解他们的工作。
然而有一些外交官却直接介入了情报工作。导致了1948年和1949年两名成功的
情报站站长被召回莫斯科。华盛顿情报站的危机过后，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
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了一年的情报工作。他具备非常优秀的素质，因此后来，
他成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局长。
1949年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接替了已经失宠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
的外交部长和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辛斯基在公开审判中
扮演过残酷的起诉人的角色，并因此而闻名。他对贝利亚有一种近乎阿谈的忠诚，
甚至在打电话时也能体现出来。据他的接班人安德列。葛罗米科称：“只要听到贝
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就会诚惶诚恐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交谈时的情形也是一
幅不平常的景象：维辛斯基就像一个在主人面前执言奉承的奴仆。”维辛斯基与莫
洛托夫不同，他对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几个月后，他就把情报委员会
主席的权力下放给了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和维辛俾基一样是贝利亚亲信
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接替了费多托夫副主席的职务，负责日常情报工
作的领导。他是一个更为残暴，办事也更为果断的人。他似乎只是对贝利亚而不是
外交部负责。
当维辛俾基接替莫洛托夫的时候，情报委员会差不多已经四分五裂了。1948年
夏，经过与莫洛托夫的长期辩论，武装部队部（国防部前身）部长尼古拉。亚历山
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元帅开始把情报委员会控制下的军事情报人员重新置于总情报
部的控制之下。阿巴库莫夫可能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开始了争夺情报委员会剩余
力量的控制权的旷日持久的斗争。1948年末，情报站里所有的EM线（流亡在外的俄
国人处）和SK线（苏联侨民处）的官员都回到了国家安全部的控制之下。1951年底，
情报委员会彻底解散了，其余对外情报工作职能均交还给了国家安全部。
情报委员会对苏联情报事业产生的影响在于，它重新强调了秘密情报站的重要
性，情报委员会认为，秘密情报站将为对外情报工作，特别是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起
比大使馆中的公开情报站更安全、更隐蔽的基础。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
罗特科夫（一位二战前因在外国参与暗杀“人民公敌”的行动而出名的人物）领导
下的由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特工部门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第四（特工）局总共有87
名间谍。1949年，当时军事情报人员已重新划归总情报部指挥，第四局仍还有49名
特工正在接受训练。科罗特科夫建立了专门负责挑选JD练和为特工制造假身份文件
以便于他们伪装的部门。到1952年，文件部伪造了包括78本护照在内的364 份外国
身份证明文件。中心向苏联驻各主要国家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均派出了特工支援州
线）
官员。
第四局的首要任务是在纽约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重建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自
阿赫梅罗夫于1946年初离开美国后，第一个被挑选出来赴美国的情报站站长是威廉
（“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