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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绝密档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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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是:里根实行军事冒险主义;里根对军备竞赛升级
负有个人责任;里根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压政权;里根政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
里根对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负有责任。针对其对内政策的积极措施的
“主题‘包括:里根歧视少数民族;里根政府里存在腐败现象;里根对美国军事一
工业联合体卑躬屈膝。
    1984年里根在大选中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这明显表明苏联在美国实施的积极
措施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许多大学校园里,人们也“流露出对里根的爱戴
和支持”(诚然这种情绪并不一致),这令里根相当惊讶:“80年代的学生们与10
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的截然不同。”虽然A 局不愿意承认,但是要去损害一位受人
爱戴的总统,它也确实是无计可施。然而克格勃对里根的攻击却在欧洲和第三世界
国家里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里根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民粹主义的赞扬
经常遭到人们的嘲笑。
    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积极措施在其他国家总是比在美国奏效。A 局最成功
的战术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秘密出示苏联伪造的美国文件,以此来警告他们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他们展开的敌对行动。由于绝大多数文件
永远也不会被公开,因此美国通常都无法去追究它的真实性。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
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这就是A 局于1975年在几内亚共和国实施的“库尔比特”
行动。这个行动以三本攻击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政府的法语小册子为基础,传闻
这三本小册子是中央情报局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情报站编写的,但实际上它是
A 局在莫斯科伪造的。为了强化这些伪造文件的影响,1975年10月16日下午6 时,
苏联驻几内亚大使致电几内亚安全部长穆萨。迪亚基特,告诉他莫斯科派来了一位
特使,给杜尔总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绝秘情报。晚上9 点,迪亚基特把大使和O。A。
谢里斯科夫(国外情报局K 局副局长)引荐给了杜尔总统。谢里斯科夫把伪造的这
三份中央情报局文件交给了杜尔总统,第一份文件的开头即对几内亚的高失业率进
行了抨击。
    据克格勃有关“库尔比特”行动的档案记录,当看到涉及失业问题的内容时,
杜尔总统转过身来面对迪亚基特,在他面前挥动着那本小册子,气愤地说道:“丑
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然后,谢里斯科夫向他介绍了所谓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制定
的准备推翻杜尔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为了让这些计划更具可信性,谢里斯科夫
在其中加人各种他很清楚已经被几内亚安全部门掌握了的情报内容。这时已经“情
绪激动”的杜尔总统捶着桌子宣布:“我们要对你们指出的美国间谍采取坚决措施。
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平静下来之后,杜尔总统注意到谢里斯科夫提供
的情报中有一些内容是几内亚安全部门已经掌握了的,而这正是A 局所希望看到的。
    塞古。杜尔对克格勃提供的假情报千恩万谢:‘非常感谢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关
心。这里不是智利,我们不会允许再发生类似(推翻总统)事件。“他向谢里斯科
夫询问如何处理这些所谓来自”美国的重要而且可靠的来源“的有关中央情报局阴
谋的绝密情报。谢里斯科夫礼貌地回答说:”这由您来决定。“杜尔总统请他向苏
联领导人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继续提供有关帝国主义威胁几内亚共
和国安全的情报:伪造有损美国的文件和捏造中央情报局阴谋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
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除了向塞古。杜尔和世界上其他容易上当的政治领袖秘密展示”
莫须有的伪造品“外,克格勃还使用伪造材料来开展宣传攻势:其中包括1987年,
克格勃伪造了一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写的关于推翻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
的计划的信;1988年,克格勃又杜撰了里根下达的在巴拿马制造混乱的指示;1989
年,克格勃编造了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撰写的一封有关南非与美国达成的
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
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
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
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
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
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
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
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
这个消息。
    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
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
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
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
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
    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
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
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
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
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
“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
    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
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
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
新闻界的轰动”。
    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
“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
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
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实际上,政治上和行
动上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在实施积极措
施时更加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保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动的效果……应该把
实施积极措施当做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国外情报局的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奉命准备开办新的“积极措施专家班”。
    积极措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使用恫吓的办法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重
要的是,要让西方国家政府、政界和有影响的移民团体确信,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
分裂苏维埃联邦、破坏苏联国家领土完整的赌博,都会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破裂,
并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外情报局开展的积极措施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残留的
克格勃时代的痕迹。1994年在西方出版的叶利钦回忆录《克里姆林宫视角》一书最
后的附录里有从克格勃秘密档案中精选出来的两份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文件。其中一
份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引起叶利钦注意这份文件的可能就是国外情报局(当时
的局长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文件支持A 局宣传的那套理论,称“一伙以
百万富翁亨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和工业巨头”选中了奥斯瓦尔德去执行他们的暗
杀计划:奥斯瓦尔德是执行针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的背景
能够引起一场指责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
运动。
    但是……鲁比和暗杀肯尼迪的真正策划者却没有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精神
病这个情况。当鲁比意识到马拉松式的审讯可能使奥斯瓦尔德供认所有实情时,他
马上干掉了他。
    冷战时期阴谋理论制造的事件中没有一件能像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引发
的阴谋理论那样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克格勃绝密档案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格勃及其前身在苏联集团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
角色。所有东欧国家里共产党控制的安全部门都是按照克格勃的体制建立起来的,
而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受到苏联“顾问”的
监督,监督着各个国家向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过渡。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
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德国军队被赶走后,这些国家马上建立起了
联合政府,虽然非共产党的部长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数量,但是共产党却掌握着新成
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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