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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委员会后来提交的报告说，关于导致老鼠患上癌症的数据，还不能证明什么，而且不能重复，即使在高剂量下也是如此。至于氟斑，报告的结论是，当含量非常高（80ppm）时，是会出问题；但是在含量为40ppm及其以下时，尚未发现病例。总之，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否定了关于毒性的每一项指控，至少按照当时的知识水平，已提出的怀疑全部可以排除。
然而，对于文化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对付。科学院那些支持加氟政策的人，特别是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和哈维·萨珀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是把科学问题从文化意义中分离出去，然后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响应反氟意见的原因。他们说，或者话中的意思如此，科学已经证实加氟措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有那么多人相信饮水中加氟是件非常坏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恐惧无人性的官僚主义，而正是这种恐惧压倒了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任。
来自国家科学院的这两种说法，一起勾画出美国关于加氟问题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总体分析，它把科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划分开来，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如果说赞成加氟的人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而反对加氟的人是感情用事，那么，在一个崇尚科学，把它视为繁荣和幸福的源泉的文化中，后者怎么反而会常常占据上风呢？
对于这种现象的探讨，最好是摒弃上述科学对感情的那种模型，干脆承认文化意义涵盖了科学问题。科学家的资格、组织机构的担保、流行病学的研究，以及对他们所得结果的解释，全都要服从文化过程，因而不可能有纯科学的客观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探讨加氟争端就是去了解把这种经验总括在内的那些文化意义，并查清是哪些文化过程使得科学必须屈从于那些力量。加氟争端中的文化意义
现实中人们对个人人格的关注，是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情感。不过，在美国，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由于强大的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情感遭受到了少有的蔑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需要强迫千百万美国人必须服从一种标准化的非人性的军事文化，甚至通过基本训练有意识地摧毁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暂时的！）。战后，IBM和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而且要求他们有大多数美国人都难以做到的绝对服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还以个人身份同时担任了防卫秘书。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两部戏剧，《考验》（The Crucible）和《人民公敌》（An Enemyof the People），把绝对服从描写成必然导致暴民心理，喊出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并盼望出现反对它的英雄。斯隆·威尔逊（Sloane Wilson）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服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Flannel Suit），讲述了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被一家大公司吞食的故事。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的社会学教程《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更提出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理论，用来支持那些作品的主题。小W·H·怀特（W。H。White Jr。）所写的《驯顺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描写了公司是如何通过雇佣、督促机制和对个性滥施测试等手段来强迫其成员循规蹈矩的。通常人们会以为公司获得成功，靠的是奖励创造性、领导有力和智力开发，但是怀特说，它们只不过是让雇员通过标准化测试，鼓励他们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人罢了。如何解决既保持个性，又要满足公司要求你成为机械人的要求这个难题，怀特为他的读者出主意，加写了一个附录，标题是：〃如何在个性测试中蒙混过关〃。每一项测试都依据了一套关于个性的统计标准，如果雇员能够猜出某项测试背后的那套标准，那么他或她便可以假装像是符合那套标准而通过测试。
在一种消费者文化中，物质越是丰富，人们就越是担心自己会丧失个性。美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繁荣和更加舒适的国家，但是，它的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的成批生产。如果一个人用物质的占有（房屋、汽车、电器、家具）来衡量幸福，那么，一个人取得的成功越大，他所占有的其他许多人拥有的那些东西也就越多。莱维敦就是因为在纽约郊区成批建设住宅才在短时间里形成一个城市的，那正说明了这样一点：繁荣是靠均质化才成为可能。
在华特·迪斯尼节目（The Walt Disney Show）中上演的系列剧〃戴维·克罗克特〃（Davey Crockett）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以其姓名为剧名的主人公是一个粗犷个性的戏剧符号。没有任何强迫，那个戴着熊皮帽的家伙就会低头哈腰地尽量让顾客满意，或者说屈从于统计标准。然而，当小孩子们效仿戴维，想成为也有粗犷个性的人时，他们也戴着成批生产的熊皮帽，结果，那些想有粗犷个性的小孩，全都看起来一个样。当我们在考虑个人主义对抗非人性力量所产生的那些文化问题是如何严重时，我们也注意到曾经来自苏联的冷战威胁。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至少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假定苏联征服了我们，不管用暴力还是用阴谋，那么，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全都变得一样的死气沉沉，犹如一个模子铸出的僵尸。采用高明的心理学手法真的能够偷走一个人的情感、德行和个性。我们来看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Herbert Philbrick）的例子，他是《我过着三种生活》（I Led Three Lives）一书的作者。他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但他真的是一名共产党间谍。当你接受了他是共产党间谍时，你又听说他真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情报员。他作为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十分成功，但他的确是一个正常人。从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的故事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呢？苏联间谍正在盯着我们，穿着同我们一样，行动同我们一样。你无法确信你熟悉的某个人不是一名苏联间谍，你甚至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受到苏联的操纵。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临床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让我们感到，人格是极其脆弱的。战斗疲劳症、催眠状态、健忘症、人格分裂、多重人格错位，等等，所有这些身体毛病都越来越多地需要求助医学诊治，于是，一个人的个人问题，或者家庭隐私，便通过《除夕三面孔》（TheThree Face of Eve）一类影片成为公开普遍的谈话资料。
同样，公众对弗洛依德学说的兴趣产生出不少过于简单的还原主义格言。生活就是一系列身份危机。更进一层，什么事情都是性。我们每个人暗中都在受到相互冲突的诸种力量的折磨。精神力学的前面是一个危险地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那里受到一些超人力量的冲击。那些力量是潜意识的，因此，一个人有可能正处在可怕的身份危机之中而不自知。惟一的希望，是去找一位专治这种毛病的专家，即一位陌生人，与他进行交谈。在那样的环境下，有充分自信，能够保持愉快心情而且可以很好地适应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按照通常见到的典型的心理病例，那也是处于一种让人痛心的迷惘状态。
那个年代出品的电影，可以证实上述看法。在30年代的电影中，保罗·詹森（Paul Jensen）指出，善恶分明，好人坏人一看便知，解决冲突的办法简单，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然而，战后的那些电影，却大量充斥着悲观厌世的情绪、罪恶、绝望、操纵，以及害怕〃被某种外来的渗透力量剥夺走个性、个人特点和独立的恐惧〃。〃当自我犯罪、假定犯罪、不确定犯罪、协同犯罪和基于情况证据的误导犯罪等等所有罪恶全都在银幕上展现出来时〃，的确，我们的自信，甚至我们的自我认识，全都破灭了。精神病医生看出我们的这些精神缺陷，但却无法帮助我们，因为在那些电影中，精神病医生常常就是一些怪人。权力当局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伤害，可是，电影中的官僚却常常为虎作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没完没了的人格危机总是同一个人与无人性的大官僚不愉快的接触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所以引起前者，是因为官僚们总是在搞阴谋，有意摧毁我们的个性。唐·西格尔（Don Siegel）在1956年推出的一部名为《偷盗身体者的入侵》（TheInvasion of theBody Snatchers）的影片，恰当地反映了公众的那种不安情绪。他在影片中设置了一系列严重威胁，让人们不知所措。一个人无法相信朋友和邻居，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因为周围的人都不是你以为那样的人。一个人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因为人格是如此脆弱，他或她也许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结果，这种软弱受到一个罪恶阴谋的操纵。阴谋经过伪装，以值得信任的某种权威的面目出现，但是却背叛了人们的信任。阴谋的实施者，是一些不露面的、无人性的、不知姓名的人，然而，他们却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灵魂。于是，躲避这种可怕危险的惟一办法便只有提高警惕，也就是说，成天疑神疑鬼。
按照影片中描写的情节，西格尔影片的片名似乎不十分确切。那个阴谋偷走一个人的身体，但会慷慨地还那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躯壳。说得更确切些，策划阴谋的人偷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个性，而还给他们的是一个空壳什么也没有。
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措施，正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