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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明液体和两根电线）发难。当希望和简单化被如此这般地融合在一个抽象的可视图像中时，人们似乎只能认为，任何胆敢怀疑冷聚变假说的科学家必定是黑了心肠。有那么多人去詈骂莫歇·盖，就是证明。经过选择的科学报道
在犹他大学的记者招待会开过以后不到24小时，全世界就有科学家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或者重做庞斯和弗莱西曼讲述的实验，或者竭力证明他们的错误。根据《新闻周刊》的披露，至少有1000个实验室在检验他们的声明。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也行动起来，追踪着科学家，急于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进展。在头三个月，从科学家那里传出五花八门的大量消息，有的倾向确认，有的倾向否定，有的说已完全证实，有的说已部分证实，还有不十分肯定的指责和个人看法，等等。总之，关于冷聚变，众说纷纭。斯坦福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得克萨斯A&M、洛斯阿拉莫斯、佛罗里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单位的科学家，先后公布了他们的肯定结果。巴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印度、意大利和苏联等国的科学家，也出面予以肯定。但是，密歇根大学、橡树岭和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等处的科学家，却给出的是详细说明的否定性结果。而且，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后来又收回了他们原来的意见，因为他们事后发现他们对中子数的测量大有问题。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其他一些大学的科学家一直不相信关于冷聚变的那些肯定性报告，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1）根据那些报告的内容，作者没有做过必要的而且十分容易的对照实验；（2）对热量、中子数和证明发生了冷聚变的其他迹象的测量，许多都十分草率，搀有水份；（3）断定发现了冷聚变的那些人误解了有关核聚变的公认理论的实质。1989年5月初，美国物理学会在巴尔的摩召开年会，会上出现了对冷聚变最严厉的批评。两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内森·刘易斯（Nathan Lewis）和史蒂文·库林（Steven Koonin），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冷聚变研究的毫不留情面的评论。库林面对众多的听众激动地说：〃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和我掌握的核聚变知识，我的结论是，犹他的实验是错误的。由于庞斯和弗莱西曼不够资格和采取了欺瞒手段，我们受骗了。〃两个半月以后，能源部组成的一个咨询小组在经过调查后宣布：〃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庞斯和弗莱西曼的方法产生了聚变。面对如此大量信息，新闻媒体不得不进行挑选，看看什么东西值得作为新闻加以报道。这种挑选并非是防止不负责任新闻的那种审查，而是在众多新闻素材中寻找一个好故事的一种新闻传统。如果说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问题在于选择持什么态度。《自然》、《纽约时报》和少数其他媒体一开始就对冷聚变持怀疑立场。《科学》和《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头两个月不偏不倚，同时刊载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大致一半对一半。然而，一般说来，面向大众的媒体，有关报道几乎都不加批判地相信冷聚变，因为报道肯定冷聚变的消息会产生新闻轰动效应，而否定的消息让人乏味。如果对这种普通的报道方式有责难的话，那么新闻记者们只应负一部分责任，科学家也要负一些责任才是。在印刷媒体中，《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Journal）为冷聚变进行喝彩的热情最高。它为了压过美国的其他报纸，在3月23日，即在盐湖城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当天，便匆匆忙地发了一条简讯。第二天，这家报纸再以极大的热情补充报道了记者会的详细情况。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曾经发表过某些研究结果，似乎证实了布赖汉姆·杨大学史蒂文·琼斯（StevenJones）的带有很大试探性的聚变研究。《华尔街杂志》立即接过来，把那些结果夸张解释为证实了庞斯和弗莱西曼的争议要大得多的声明。当持怀疑立场的人出来批评冷聚变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论，申斥那些人态度恶劣，反映了〃当前全国的一种喜欢唱反调的顽固陋习〃。那份日报社在为自己〃走在冷聚变事业的最前头〃很是得意一番以后，最后说：〃具有卓越思想的人（即指庞斯和弗莱西曼那样的人）找到了正确道路已经在思考未来，而站在一旁的其他人却仍旧在为眼前的问题所困扰。〃
约翰·休曾格（JohnHuizenga）分析专为《华尔街日报》跟踪这一事件的记者杰里·毕肖（Jerry Bishop）撰写的那些报道，进行了概括。休曾格说：〃他大量转述相信冷聚变的那些主要人物的看法，仿佛他们就要作出本世纪的重大发现。对于众多科学家得到的否定结果，他却熟视无睹。〃毕肖积极报道冷聚变，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科学新闻奖。对此，学会的许多科学家反应强烈，认为他的报道充满天真幼稚的胡话，绝少科学。接着，这些科学家集体抵制颁奖仪式，给毕肖一个难堪。
《华尔街日报》即使犯有过失，但也并不比其他媒体严重多少。大多数大众媒体表现出来的对消息来源失去鉴别能力的狂热，只不过稍逊一筹而已。在冷聚变热消退下去以后，过了很久，《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仍然保持了它对冷聚变的钟情。在1992年，这份杂志接连发表三篇社论，让人们觉得又出现了什么支持冷聚变的新情况，而早在一年多以前，犹他大学已经关闭了它的国家冷聚变研究所。关于冷聚变的报道出现偏向的另一个起因，不是记者，而是科学家。那些自以为进一步证实了庞斯弗莱西曼假说的人，总是急匆匆向世界宣布他们的结果，而且常常采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然而，他们的那些得到否定结果的同行，却迟迟不出来说话。原子核研究欧洲中心（the EuropeanCenterfor the Study of Nuclear Research）的道格拉斯·莫里森（Douglas Morrison）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很好的分析：因为他们得到的是肯定结果，那已经发表过……他们不用担心受到批评。因此，他们马上宣布，多半还召开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记者会……而那些认真做过实验却一无所获的人，反而会犹疑，因为公开指出同行的错误要冒风险……因此他们迟疑，不轻易发表。他们需要时间核实，再核实。他们会说：〃唔，也许藏有什么秘密，我得再试试。〃所以，他们就慢了。因此在开始一段时间，你得到的只有被证实一方的消息。
有的科学家把冷聚变当成既成事实，降低了证据要求，而更多的他们持怀疑态度的同行仍旧坚持较高的标准，这种情况当然不好怪罪于新闻记者。提前发表本身，就容易使人相信。坚信冷聚变的人抓住了这种先行优势，所以持怀疑立场的人会在大众舆论的法庭上发现，在提供证据方面，公众对认真科学的要求要比草率科学苛刻得多。导致报道出现偏向的第三个原因，是认定有冷聚变的那些科学家联合起来搞了许多不光采的小动作，而新闻记者们对此却视而不见。电化学学会决定从1989年5月8日起在洛杉矶召开年会，会议主题定为冷聚变。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只邀请了支持冷聚变的人作报告，而把介绍否定结果的报告排斥在外。同样，也是在1989年5月份，能源部在圣菲召开冷聚变专题讨论会，会议期间召开过好几次记者招待会，在那些记者会上，也是只安排支持冷聚变的人发言，不让怀疑者说话。到了1990年3月，犹他大学在盐湖城举行关于冷聚变的首次年会的时候，新闻媒体对于冷聚变已经产生了许多怀疑。斯坦利·庞斯和马丁·弗莱西曼自然是那次大会的主角，他们多次作大会发言，但是却未安排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尖锐问题。在大会组织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连好些次要的冷聚变支持者都有机会向媒体解释他们的立场，可是，持怀疑立场的科学家仍被排斥，剥夺了接触媒体的机会。
插科打诨的社会学
冷聚变风波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志趣从多个不同角度用放大镜来观察冷聚变争端。不论确认派还是怀疑派，都迅速按他们的不同社会角色分成了可以大致分辨出来的不同类别，于是新闻记者、普通老百姓，乃至科学家，都可以编织出一些有趣的说法，用不同个性之间的冲突来解释为什么这一类人会相信冷聚变，而那一类人会反对它。第一种冲突发生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之间。据说，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历来关系紧张。物理学家习惯于自以为是，讲求理论的高雅，不大瞧得起化学家；而化学家，相比而言，比较谦虚和讲求实际。按照F·戴维·皮特（FDavid Peat）的说法，物理学所处的智力文化具有控制严格的环境，控制严格的实验系统，以及相对说来清晰的初始原理。而化学，则〃更为接近日常生活〃，描述的是〃自然的未来面貌，连同它的种种特异性的种种复杂性〃。如果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冷聚变问题便加剧了目空一切的物理学家和心存怨恨的化学家之间的敌意。例如，《新闻周刊》就曾写道，〃这场争端看起来就像墨守陈规的物理学家和具有革新精神的化学家之间的窝里斗。〃有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采用这样一种冲突模型，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关于冷聚变存在着对立的专业意见的原因。同时，也确实有一些支持这种简单的社会学理论的证据。在1989年3月美国化学学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的那次会议（后来常称那次会议为〃冷聚变大会〃）上，学会的主席在讲过物理学家在受控核聚变上很不成功的工作以后，以得意的口吻说道：〃现在的情况是，该化学家来收拾残局了。〃那次冷聚变大会有7000人出席，〃许许多多的化学家在听到从那种新过程得到了给人印象深刻的能量增益以后都非常欢欣鼓舞，他们尤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