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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科学事务作出明智的决定，然而，那些影响科学的决定（譬如拨款数额、有关的立法和方针政策、公立学校科学课程的设置）却一直是按照通常的民主程序作出的。在美国，科学要受到与科学无关的诸多因素的巨大影响。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派别便都求助于科学符号，借以表明自己一方的立场有科学的支持。而在这样做时，他们可以蔑视甚至根本不顾科学标准。既然公众对科学知识和科学论证知之甚少，那么，借用、偷盗、歪曲甚至伪造这类符号来支持自己一方的理由和思想便成为可能，而那些符号却未必与科学有什么关系。接着还有第三个问题。如果代表科学的符号正在被用来为某些价值和意义进行担保，或者使之看似合理，而它们根本不是科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这些符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科学符号不传达科学的内容，那又传达什么呢？在不是科学家的人心中，科学符号究竟表示了什么？
在本书中，我打算分四部分来探讨魔术般变化出科学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第一部分（本章及随后两章），我要介绍科学和普通美国人的某些价值观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通过分析近200年来美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认为，科学，按照它不太严格的定义，在19世纪初叶，曾一度与美国的民主文化相当和谐地相处过。那时，科学的经验内容和理性结构，相对说来都比较简单，普通人尚不难理解科学并对它作出了正确评价。然而，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进入美国，自那以后，科学家理解的科学与其他美国人理解的科学之间，便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这两种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之间，留有一大片空白，于是，便有一种怪现象冒出来，这就是魔术般变化出科学，或者说假冒科学。〖ZW（〗原文为〃conjuring of science〃，亦即前译的〃魔术般变化出科学〃。至此，作者用此词组想表达的意思和赋予的褒贬已经清楚。它与我们通常说的〃伪科学〃相近，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译者注〖ZW）〗于是，有人便可以巧妙地利用不是科学家的人以为是常见的那些科学符号或形象，让人误以为是科学家在把科学的绝对权威注入其实与科学无关的种种理由和思想。把这种怪现象放在美国历史中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为什么又能流传至整个20世纪。在这第一部分，我还要介绍20世纪出现的企图调和科学价值观与美国民主文化之间矛盾的两种理论。不过我也指出，这两种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它们无法弥合科学脱离普通美国人价值观以后出现的那道裂隙。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我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假冒科学这个问题，把一个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的问题当成一个科学的人类学问题来分析。不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科学由于能以其权威拔高或者贬低这种或那种商品，这种或那种争论理由，因而占据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以为，科学的内在价值和标准就能够对公众关于科学问题的争论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控制这样的争论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如何影响美国文化，而是美国文化怎样看待科学。因此，我先指明有一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美国文化的方法，接着，便在那个人类学框架里，认真分析这种更大的文化怎样对待科学。我的人类学方法的核心，是查明由于有了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才使得形形色色的党派有可能把科学符号从科学的实质内容中分离出来，再通过玩弄这些符号，随心所欲地几乎能让任何一件商品、一种思想或一种行为罩上科学绝对权威的光环。
第三部分（第五至第九章）中，就假冒科学问题讲述了美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五件科学逸闻。它们是：〃勾魂术〃（氟化物案件），〃瘟疫〃（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关于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政策的公民投票，那是一出旷日持久的由科学符号和非科学意义演出的大闹剧），〃希望〃（冷聚变争论），〃混乱态〃（由现代造物主义运动杜撰的关于进化的反进化定义），以及〃罪恶〃（描写狂人科学家故事的小说及影片中的科学表象）。
在最后第四部分（第十章），我把前面关于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内容汇总起来，企图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作一个总的描述。我的论点如下：在美国文化中，科学广泛地被认为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科学的价值和标准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些价值和标准过于脱离美国人生活的主流。尽管如此，科学符号却经常地被用来标榜某种商品或某种争议理由已经得到科学的担保。这就意味着，科学权威也有以外包装来吓人的冒牌货。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科学符号究竟代表的是怎样的非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要弄清楚，科学为什么会被冒充，那些科学符号是以怎样的方式为那些非科学意义进行包装，亦即科学如何被冒充。
我得承认，我的科学人类学与我所说的作为科学的智力内容的方法、知识和理论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这种人类学，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现实情况：我们借用科学的一些杂七杂八的零碎来帮助我们根据存在经验了解我们生活的真谛。我想，我们关于现实，关于人类的存在，关于正确和错误，是多少知道一些的；或许真是如此。然而，我们是过于轻信了，我们居然会以为，我们自以为知道的那些事物业已经得到科学的担保，或者说得到证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怎么就会有科学总站在道义一方或者说站在有存在根据一方的结论？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政策倘若看起来有科学的支持，就要好一些？为什么一听到科学推荐某一种习惯，相应的行为似乎就要比其他行为更正当合理？请别误会，这绝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企图摧毁科学。我保证，关于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科学真实性而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头脑发热，想摧毁对方而向实证主义者挑起争端，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关于那些问题，我过去倒是思考过一阵，也写过一些，但是，我不会让那些问题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要集中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使科学成为我们普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我的论点是：科学尽管有形而上学的地位，但它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价值仍然要依它处在其中的美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定。因此，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与其说是讲述科学，勿宁说是讲述科学周围的道德、哲学、思想意识和信仰。我要探讨的是，美国人以怎样的方式，把科学符号从科学的智力实质上剥离下来，再把那些符号贴附在其他事物上，从而把科学权威赋予上述这些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我要探讨我们在怎样冒充科学，装模作样。
第二章 美国人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符号与实质分离，在科学的情形如果说是早已有之，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并非历来如此。在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科学也有过其符号与其实质关系不太复杂的单纯时光。使冒充科学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因此，为了弄清那些条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们需要回顾美国人生活中科学所走过的历程。
不过，回顾这段历程，并不像把一只只蝴蝶标本钉在玻璃柜里展示板上那样有条理，而且十分有把握。这种回顾倒像在观看一堆有着各种品种的毛虫，它们先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它们各式各样，扭动不停，而且在变化。它们的细处，往往模糊不清。
让我们从一个笼统的定义入手：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遵循这个总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历史过去的200年间，对于什么是科学和自然，对于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相协调，存在着多种看法。这其中，有三种看法尤其重要。我把它们分别称作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前两种看法，是冒充科学的那些条件产生以前的情况；正是第三种看法，生成了那些条件。研究自然的新教徒模型
在18世纪和进入19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许许多多信新教的美国人以一种神学的态度来看待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上帝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启示自己：一则通过圣经，二则通过自然界。从〃两种启示〃思想自然便引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只要向其中灌输了成为他阅读圣经动机的那同一种虔诚，便会是基督教徒的一种优秀品德。虽然研究自然界和读圣经方法不同，但最终结果必定一样：一位基督教徒因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看见了上帝存在的证据，精神上会变得富有。例如，生物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这正表明了上帝的精心设计；而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则正好体现了上帝的慷慨。所以，研究自然界有助于一个人〃领会上帝的谋略〃。
这种新教徒模型远非看起来那样高尚。它为了让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新教徒阅读圣经保持一致，内中包含有一种三重认识论。这种模型把这两门学问都裁剪得只剩下一些可以感觉到的、经验能够接受的浅显知识。真理，无论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圣经，全都简单得非常容易掌握。这样一种想法，当然又会认为理论和假说毫无意义地过于费解，反而会妨碍掌握真理。这最后一个特点，是为了保护新教徒模型那只承认简单的经验主义精髓不会受到艰深智力活动的批判，因为凡是削弱上帝存在的批判证据，全都被摒除在外。
新教徒模型有三个认识论基础，它们是苏格兰常识哲学、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普林斯顿神学。这第一个基础，是在18世纪诞生于苏格兰的那些文科大学，反对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