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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的大顺农民军和它的领导人物，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会带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会作出这样那样的错事，也毫不奇怪。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比起人为的、离开了真实的画像效果要好得多。沫若同志的论文写于一九四四年。他看到了并大声提醒革命者警惕存在于李自成、刘宗敏身上的局限性和弱点，大胆地摸了他们的屁股，这样做对人民有好处，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的喝采。当然也有人不舒服，在当时就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往事我们还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依旧感到它有力、有益，也就是说，还不曾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待得背上吃了狠狠的一枪，这才回过头来，发现那里站着一个“封建主义”。怎么办呢？也还只能一刀一枪地作战，没有别的办法。
过去读古人的“史论”，在结尾处常常看见类似“不禁掷笔三叹”之类的话头，觉得很可笑。现在，我可是多少理解了古人的这种心情了。
还有一些小问题，如谈迁在吴梅村处见到《绥寇纪略》，是顺治而非崇祯十一年中事；《宛署杂记》是万历中临湘沈榜撰，不是孙承泽的作品。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黄裳卷》 第二部分陈圆圆（6）
1980年8月4日
附记
明兴化李清，崇祯辛未进士。历官刑吏兵科给事中，撰《三垣笔记》。“附识”下记，“李自成陷京师，……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止因闯党权将军刘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嘉业堂本）
卢生甫《东湖乘》卷一，“先辈钱穉枳（应作穉农）尝至京师，为吴梅村所重，遍为延誉。值甲申之变，杂记其事，作十种。尚记其四。其一曰‘赤眉兵变’，言闯贼之乱；一曰‘大行骖乘’，言怀宗死节诸臣；一曰‘槐国衣冠’，言弘光时马阮奸邪；一曰‘女戎召祸’，言李贼破京师时，吴襄为经营督，子三桂从其舅祖大受于辽东，有爱妾圆圆者，国色也，为贼权将军所得。三桂闻之怒，遂东入本朝乞兵讨贼。钱牧斋、吴梅村皆有《圆圆曲》，为道其事。”（《戊寅丛编》）
以上两条所记是同时人的见闻、纪录。说明陈吴事件在当时家喻户晓，广泛传说的状况。在展转流传中，有种种不同异说，有明显的误说，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众香词》六集，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吴绮序刻本。其第五“书集”收陈元词三首，前有小传：
陈元，字圆圆。初为女优，名擅吴中，与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亲购得之，公子遣盗劫之江中，误载他姬以还。盗再往，已有备矣。力战易归。已而事露，祸且不测。公子度不能争，遂以献。既至，无宠，杂配梨园中。三桂以父荫入觐，皇亲出家伎侑觞，一见陈元，问乡里，遂属意焉。酒半，则供奉者已易人矣。盖家伎有上次两班，初出供客，犹其次也。三桂频问陈元，皇亲知其意，辇送旅中。时边报益急，三桂一宿驰去。既而流贼陷京师，陈元已为贼部权将军某所得。三桂入关，首遣亲骑四出，悬重赏购归，宠之并嫡，宫中呼陈娘娘。壬子以前时，达官解饷至滇。官本吴人，娘娘召见便殿，问吴中某某无恙乎，皆平昔所交厚者。盖犹未忘情也。太仓吴梅村祭酒有《圆圆曲》纪其事。有《舞馀词》。
《众香词》，玉峰徐树敏、金阊钱岳同选辑，每集前有阅、定者八人的姓氏，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选者在“凡例”中评论一些通行的女性作者选集“不免沿袭谬误”，标出此书的选录标准，在清初诗馀总集中算是较为严肃的一个选本，采录也比较丰富。陈元的小传所提供的史实细节，与通常的记载又自不同，可供研索。但基本事实则是大体一致的。关于圆圆入滇以后的记事，更不见于他书。圆圆还曾有词集名《舞馀词》，也是仅见的著录。所选入的三词，有《送人南还》的“转应曲”、“丑奴儿令”，后者下片说：“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衙，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题为《有所思》的“荷叶杯”词是：
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倩传杯，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
这些都是颇有个性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不同。
钱唐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作为罪证被雍正罗织为年羹尧大逆五罪之一。原稿后来在懋勤殿奉旨封锢的箱子里发现，印入“掌故丛编”中。原书有作者雍正二年序，其中有“女子之祸”一条，文略云：“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世族，在雍正初发生的年羹尧案中受到牵连被杀。他所提供的李自成曾下令退还陈沅，为刘宗敏拒绝的细节，也不见于他书。
以上，是陈吴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当代人记事，可以看出这件哄传一时的新闻在社会上展转传播的一些情况。
临桂况周颐《阮庵笔记》据《武阳志摭遗》记陈玉汝与圆圆事，亦在入滇以后。又记四印斋藏圆圆画像三帧，“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缁衣练裙。名人题咏甚伙”。
1980年11月22日重校记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1）
不是抬杠
去年读了姚雪垠同志论《圆圆曲》的文章，曾写过一篇小文，记下了自己的一些读后感。不久，又读到姚雪垠同志的新作《评〈甲申三百年祭〉》，在最后三节里，顺便回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声明他的“论点难免有不周密和不完善之处”以外，从所列举的有关“陈圆圆传说”的九条“矛盾”看，是依旧坚持着前说的，同时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我想，这大约是不能勉强的。许多意见既然过去都已说过，也用不着再重复了。最近看到经过作者校订、补充，重新发表在《新华文摘》（1981年第五期）上的《评〈甲申三百年祭〉》，果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他说：
黄裳同志在反驳我的文章中，不同意我说吴三桂在崇祯末年不可能到北京，所说的都是抬杠的话，看来很俏皮，但是他并不能就历史科学说出一句有价值的话。历史是科学，靠证据说话，不是抬杠。
这里所指责的真是义正辞严，使我不能不惊醒，检查自己。我尤其同感的是他的结论。是的，历史是科学，要靠证据说话，不应该是也不能容忍抬杠的情况出现。
当然我也想说明，在我的文字中，虽然时有“俏皮话”出现，但这并不等同于开玩笑。不只在上述那个具体问题上，在《陈圆圆》全文中，也没有任何不经过慎重思考、不负责任的话。我非常希望读者不因此而发生误解，使严肃的讨论化为一场打诨与趣谈。
我是不会做考证文章的。平常看书，也很少作笔记。遇到一个问题，只能临时求助于头脑中存留的印象。近来记忆力又大大衰退，看过的书几乎立即成了朦胧的影子。讨论历史问题时也只能采取“有啥吃啥”的方法。那就是说，手头有什么书就利用什么书。这实在是很不可取的不认真的态度。例如，讨论陈圆圆的问题，谈迁的《国榷》应该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不幸旧有的一部已被抄没，又懒于跑图书馆，因此就没有能利用此书。如果我当时设法找到了《国榷》，那么在吴三桂是否曾在崇祯末年到过北京的问题上，就用不着说什么“俏皮话”，立即有了姚雪垠同志所要求的“史料证据”。
皓首学术随笔卷不是抬杠给了我这知识的是北京大学同学朱则杰，他的文章发表在半年前出版的《文史知识》上。他指出，《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五月，就有“丁未，宴入援总兵吴三桂、刘泽清、马科等于武英殿”的记载，与《崇祯实录》的记载全同。这真是一句顶得上若干句的“史料证据”，无论“俏皮话”或别的什么话在它面前都将不起作用了。
朱则杰同志说：“《国榷》一书，也是姚先生十分熟悉的，不知为什么偏偏没有注意到这条材料。”是的，对我说来，这也是不好理解的疑团。尤其不可解的是，时间过了半年，姚雪垠同志在修订、补充，重新发表他的论文时，依旧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也同样不可能”，并再度郑重要求提出“史料证据”来。
为了改正过去的不认真，昨天总算设法借来了一本《国榷》，亲眼看到了上面引用的那条材料，这才放了心。不料，却又发现了另外的怪事。姚雪垠同志说：“我认为下面的史料所云陈圆圆到了宁远，比较合乎情理。”下面引用的是《国榷》卷一百中的一节话：“先是，十六年春……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拷之酷。”这一节话在《国榷》卷一百的结尾处，从“又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前岁游南京”开始到“拷之酷”为止，一起不过九十余字，并无姚引的二百余字之多，也不曾说什么陈圆圆遣送宁远“已死”的话。
这实在是奇怪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国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