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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戎轩较机灵，枪法也很准，特务们都认为他完成此任务没有问题，就将杨永泰的长相、身高、走路形态，喜欢到哪些地方，一一告诉了谭戎轩。
1936年10月中旬，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发往日本外务省的一封绝密电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此电文中提到，领事馆准备在10月25日宴请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商谈有关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4）
特务机关将这份密电译出后，分别给蒋介石、陈立夫各呈送了一份。陈立夫看过电报，怒火万丈，大骂道：“杨永泰，你作为一个省的主席，竟如此大胆，做事如此荒唐！”
骂过之后，他马上给在汉口的CC分子发出密令，处决杨永泰的行动赶快进行。
悄悄潜伏在汉口的大小CC分子及特务接到陈立夫的命令后，马上对行刺杨永泰的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谋划和准备。
特务们决定将谋刺行动定在10月25日杨赴宴之时。
10月25日，细雨霏霏。
杨永泰吃完早饭到省府的办公室处理了几件急事后，带着少数随行人员来到了武昌码头渡江。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就到了汉口。当时，杨永泰及其随行人员毫无警觉，他登上汉口省政府专用码头时，口里还高兴地哼着小调。他走了七八步，埋伏在此的谭戎轩迅疾冲到杨永泰身边，对杨连发3枪，杨当即倒地死亡。
由于谭戎轩离杨永泰太近，行凶后逃了几步就被杨永泰的卫士抓获。
当时，杨永泰的知名度甚高，光天化日之下突遭枪手袭击而死，消息迅即传遍全国。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当即下令警特机关火速侦查，而且要限期破案，对凶手一定要严肃惩处。蒋介石怕案件难破，又责令另一特务头子戴笠过问此案。
陈立夫得知蒋介石对此案发了话，而且戴笠的特务机关又要过问此事，马上打电话找戴笠，告知此事可能与他的下属有关，是误刺，盼对此案看着点办。徐恩曾也亲自出面找了办理此案的人员，并给他们塞了一笔重金。
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虽大得无边，对CC总头目陈立夫却有些畏惧，不得不买陈的账。
这样，谭戎轩虽在戴笠的军法处的初审中承认了是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办案人员却对谭戎轩进行诱供，将案件的幕后凶手办成另外的人。
当时，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派系的刘芦隐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部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不喜欢他，戴笠的军法处便对谭诱供，要谭承认是刘芦隐指使他行凶的，目的是为胡汉民报仇。
谭戎轩怕被处死，只得按军法处的诱供说。
有了谭戎轩的供词，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刘芦隐。
刘芦隐被关后，军法处屡对他进行逼供和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是行刺杨永泰的幕后指使者。刘芦隐已受刑多次，害怕再受刑，被迫承认是谋杀杨案的幕后策划人。
刘芦隐屈打成招之后，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本来就不太喜欢刘芦隐，加之又听说胡汉民死后，刘还在设法为胡报当年被囚禁之仇，很气愤，下令判处刘芦隐重刑。
军法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判处刘芦隐有期徒刑10年。
国民党高级将领、湖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得知刘芦隐判了重刑，十分同情，马上给蒋介石上书，请求蒋介石特赦刘芦隐，蒋未批准。
杨永泰被杀，解了陈立夫的心头之恨，也除了一大政敌，可说是陈立夫在政治斗争中的一大胜利，正像王正纲先生在《是国民党CC系暗杀了杨永泰》一文中所说：“纵观杨案发生、了结的全过程，CC二陈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既暗杀了亲日派头子杨永泰，威慑了政学系，又打击了胡汉民派，使之从此一蹶不振，真乃一箭双雕。”
这件谋刺政敌的大案本是陈立夫一手策划的，可陈立夫却说与他无关，并把他自己也说成是被刺对象，而且莫名其妙地与胡汉民的葬礼扯在一起，使人难以信服。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5）
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因脑溢血死于1936年5月12日，7月13日安葬于广州东郊龙眼洞狮岭斗文星，杨永泰被刺于12月25日，这中间隔了5个多月。杨永泰被刺时，胡汉民的葬礼早已办了，怎么可能发生杨永泰与他同时被刺的事呢？陈立夫说杨永泰被刺时，在胡的葬礼上也有人要刺杀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陈立夫这样写，显然是想把杨案与胡汉民之死的事件粘在一起，为自己刺杨做开脱，做掩饰。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屡屡攻击共产党不诚实，从他对待这件事可看出，他写人写事，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最不诚实。
他想用这样的办法，推卸、掩饰刺杀政敌的行为。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铁的事实，无论怎样高超的掩饰、欺骗都是徒劳的。
杨永泰被陈立夫刺死60年后，陈立夫还记恨于他，可见对杨的仇恨之深。他在《成败之鉴》中谈到杨永泰时，还颇有恨意地说：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这种逢迎的政治伎俩，国民党员都不会的，而且不屑为的。
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迎合领袖及他身边的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也许陈立夫叙述的这一段事实是真的，但用不光明的暗杀手段去对付同一政党的政敌，总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事情。问题是，陈立夫既然要做、敢做这件事，就应该将此事说出来，不能推卸、掩饰、说假话，更不能嫁祸于人，让别人蒙冤坐牢，而这样的事情，陈立夫都做了。相信读者了解此事的经过后，对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既不会谅解，也不会赞同。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1）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先后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行“剿共”内战，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
东北军、西北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屡屡失败，使他们感到，内战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经过谈判，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到豫陕边境，压迫两人继续攻击红军，可两人仍按兵不动。
这一年的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以剥夺兵权相威胁。
张学良、杨虎城经过苦谏无效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跟随蒋的陈诚、万耀煌等人。随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政治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日本帝国主义想乘机挑起中国内战，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英美帝国主义和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
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这一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囚禁的其他将领也一并释放。蒋一到南京，便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自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而且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期间，陈立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他与其哥陈果夫的发迹及在国民党内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全系蒋介石的提携，如果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兄弟两人就没有靠山了。因此，他与其哥陈果夫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得咬牙切齿。
12日深夜，在南京的国民党大员召开了一系列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孙科、吴稚晖、居正、冯玉祥、李烈钧、叶楚伦等人。在会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极力主张进军西安，用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逼迫两人释放蒋介石或救出蒋介石。陈立夫还在会上荒唐地提出立即处决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等爱国“七君子”。因与会人员认为此时杀抗日“七君子”不妥，均不附和，此建议未被采纳。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阴谋杀害杨虎城（2）
按照陈立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这次会议作了三项决定：（一）对张、杨采取严厉态度，理由是，依据历史教训，凡元首被挟持，中央态度转弱者，元首必被害，故中央决意讨伐；（二）令何应钦主持讨伐军事，部队迅速入关；（三）其他能使蒋介石出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