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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这次会上，还通过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炮制的一份决定，一共4条：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布的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国民党党部、机关的最高长官和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工会武装纠察队，应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指挥，否则不准存在。 4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又召集吴稚晖、白崇禧、李宗仁、宋子文等人开会。由于到会的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都不足数，无法作出任何决议，便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稚晖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所谓的检举中国共产党“谋叛”的呈文，然后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呈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之处置”。 明眼人一看，这个呈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舆论上的准备，并替他的清党反共活动制造借口而已。因为“呈文”中所说的4月2日举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说，全系作假。 尽管这个“呈文”系假的，蒋介石却按真“呈文”作了复函，并在复函中说：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处置并将首要诸人（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为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能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防地已十万火急电令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谨复。 对蒋介石的这一做法，曾参加当年反共清党会议的黄绍先生在《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中说：“其实此事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白崇禧等在龙华兵工厂东路军前敌指挥部的秘密会议早就决定了。第二次会议不过是完成所谓党内手续问题，骗骗人而已，实际上，这也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 蒋介石的上述阴谋活动虽然策划得十分周到，他们要付诸行动却面临两大难题：其一，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印章、文件，不能发号施令；其二，在其组织内一时难以发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对这两个难题，蒋介石一度颇为头痛，最后却由陈立夫献计并出面解决了。 先说陈立夫是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印章、文件纸也在武汉，蒋介石、吴稚晖要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名义行文，包括弄“呈文”，必须盖上印章，这样才有人相信并照办。 正当蒋介石、吴稚晖为这件事着急之时，陈立夫劝他们不要急，说此事他有办法解决，蒋、吴二人问他如何办，他说去另刻几枚公章。尽管自刻公章不合章法，蒋、吴觉得解决此事也没有好办法，也没有表示反对。 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陈果夫的部下吴倚沧来找陈立夫问文件、印章问题如何办时，陈立夫对他说：“你将有关的人员找来开个会，我告诉他们怎么办。” 不一会儿，吴倚沧将几个负责清党反共宣传工作的人找来了。他们告诉陈立夫，没有印章、公文纸，呈文就不好办。他们虽想了一些办法，但觉得都行不通。 陈立夫见大家都说不好办，对他们说：“如果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真印和文件纸，事情就办不成了。我的意见，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盖过印的公文找一两份出来，自行去模仿刻印，而且要弄得一模一样。目前系非常时期，时间又紧迫，不可能一切都按规章办事，只要清党反共取得了胜利，我们做错了也是对的。这叫做‘成功就是合法，胜利就是对的’。事情办成功了，蒋总司令还要表扬我们做事足智多谋，有头脑。” 吴倚沧听陈立夫这么一说，觉得只有这样办了。 吴倚沧马上到上海一家老字号刻印社刻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印章和这两个机关的公文纸。此后，蒋介石在上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个机关发出去的公文，统统是陈立夫叫吴倚沧伪造的。 尽管是假的，蒋介石的亲信、奴才们却都当成真的，并一一照办。 再看看陈立夫是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的。 要清党反共，必须找出对象是谁。当时，有些共产党员，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颇不易识别，这使得蒋介石及其党羽们在清党之初颇感难办。 为了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并予以逮捕处决，陈立夫又动了很多脑筋，并想出一奇招——打斗。所谓打斗，就是扯个理由或借故挑起某组织内部之间的冲突，然后进行打骂，一打骂起来，党员就阵线分明，如果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就是共产党，站在“右”派立场上的就是国民党党员，发现了共产党就予以逮捕。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4）（图）
陈立夫将此办法告知吴倚沧，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我们已在安庆试用过，狠狠打击了共党。” 吴倚沧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他根据陈立夫的意见，用电报将此办法告诉广东的曾养甫、浙江的肖铮、上海的杨虎、江西的程天放、安徽的方治、江苏的叶勇峰等人，要求他们在各地立即组织“工人总会”、“学生总会”、“农人总会”组织，利用这些组织与共产党组织的“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进行对抗，在对抗中发现谁是共产党员，然后进行捕杀。 用打斗之法发现、甄别谁是共产党员，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错捕了许多人，不是共产党或反对打斗的许多国民党党员在打斗中被他们错抓错杀。 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得意地说，他想的这个奇招告知各地后，果然很起作用，各地的公开冲突接二连三地在浙江、江西、安徽发生，发现了不少共产党。 陈立夫还说，各地清党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多由他和陈果夫负责处理，蒋介石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可见，陈立夫与他的哥哥陈果夫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角之一。他献的清党反共之计，使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4月6日，蒋介石为了麻痹、欺骗共产党及其工人武装，借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进行授旗典礼之时，特地派人给工人纠察队赠送了“共同奋斗”锦旗，以示对工人武装的“敬意”。他还对总工会的代表赵子敬说：“纠察队应该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缴纠察队的枪械，我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赵子敬以为，蒋介石说的是真话，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以致蒋介石组织的流氓、地痞及军队向工人武装发动突然袭击时，工人武装张皇失措，束手就擒。 蒋一切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手了。 4月9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陈果夫、蔡元培等15人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人武装起义而建立的上海市政府。 4月9日，蒋介石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例》，禁止市民集会、罢工、游行等，并指示白崇禧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为戒严司令。 当天傍晚，蒋介石率领两个师的兵力突然进入南京，将进出南京的铁路切断，使到江北作战的北伐军不能回到南京，并将共产党员林伯渠统领的卫戍南京的3个团的枪械予以收缴。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各地的部队发出密令，要求“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当时，上海总工会掌控着一批工人武装队伍，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就成为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人打击的首要目标。他们认为，捕杀了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就群龙无首，其工人武装也树倒猢狲散。 为了捕杀汪寿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与杨虎、陈群等人又故技重演，与上海大流氓、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密谋，决定以宴请为名，将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下手。 11日晚，汪寿华一走进杜家，埋藏在杜家的凶手叶焯山、顾嘉棠、芮庆荣等凶手就将汪打倒在地，再反捆其手，并捂住其口。杜月笙怕汪死在他家里不吉利，又叫叶焯山等人将汪寿华弄到外面去。叶焯山、顾嘉棠等人又将汪寿华拖到门外的汽车上，几个凶手再卡他的喉咙，汪寿华当即昏死过去。叶焯山等人以为汪寿华已死，立即用麻袋装着拖往沪西郊区掩埋。哪知，汽车到达掩埋地时，汪寿华又苏醒过来，并大声呼喊，凶手们毫不理会，将他推入早已挖好的土坑中活埋。与此同时，汪寿华的随行人员及司机也被谋害。 这样，叱咤上海的一代英杰被蒋介石、陈立夫、杜月笙残杀。 汪寿华被杀害60多年后，当年参与此事的陈立夫却颠倒黑白，说汪寿华参加了青帮，并极力否认他们杀害了汪寿华。他在回忆录中还说：“4月11日的夜间，黄金荣、张啸林和杨虎，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华国南路的杜月笙寓邸，原来共产党已经和上海的帮会联系好了，而汪寿华已经加入了青帮，而且以张镜湖为他的头子。汪得知全上海人士都一致反对共产党，大家又劝他赶紧离开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并解散纠察队，但汪不听，后来在一场格斗中受了致命伤。” 汪寿华被他们活埋，却被陈立夫说成在一场格斗中受了致命伤。陈写此回忆录时，已有90多岁，人到老了，对当年自己做的缺德之事，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涂炭被害人，这样满纸谎言的回忆录，出版有何意义？对陈立夫名声有何益处？ 汪寿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