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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 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 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十七年的新闻纪录片（1949—1966）
人民新闻纪录电影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作机构完全掌握在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而且经历了“集中再集中”的过程：先从东北和上海集中到北京，然后集中到一家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即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后，虽然其他电影制片厂（包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拍摄新闻纪录片，但新影无疑占据中心地位。另一方面，1952年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军事新闻纪录片方面是任何其他电影厂无法取代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中央级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及其遍布全国的摄影记者站的建立，还表现在影片数量迅速增长、题材和风格多样化，以及对新闻纪录电影艺术性的探索等方面。这个时期，新闻纪录电影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形象化政论”，宗旨是宣传和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路线方针，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这种创作主张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是当时新闻纪录电影主管机构的历史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从主要报道军事斗争转为全面报道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情况。记录新中国政治生活的影片，首先应提到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新中国的诞生》（拍摄于1949年10月1日及前后，徐肖冰等40多位摄影摄影，高维进编辑）。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同时响起的还有战争前线的枪炮声，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进军西南、渡海作战、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摄影师们拍摄了大量素材，这些素材被编辑成影片《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四野南下记》、《大战海南岛》（1950）、《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光明照耀着西藏》（1952）。反映解放战争的纪录片，还应提到中国与苏联合作拍摄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1951）。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既令人欢欣鼓舞又充满内忧外患，建国初期新闻纪录片的内容十分丰富，如：反映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之路》（1950）、《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反映抗美援朝运动的《抗美援朝》（1951）、《反对细菌战》（1952）、《钢铁运输线》（1954）；反映土改运动的《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反映镇压反革命运动（包括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乞丐、游民、妓女、反动会道门等残渣余孽）的《踏上生路》、《烟花女儿翻身记》、《取缔一贯道》；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三反五反特辑》（1952）；反映少数民族新生活的《中国民族大团结》（1950）；反映外交生活的《和平万岁》（1952）。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成立不久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召开第一次创作会议。会议期间，政务院于1953年12月24日作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1954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个决定并发表社论指出：“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是报纸的兄弟，它应该迅速及时地向人民报道现实中各种事件和现象，表现各种运动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新影制订的新制片方针强调：要把新闻纪录电影逐渐提高到党报的水平，具体措施是将短小精悍、出片及时的新闻片列为制片的首要任务。此后，以《新闻简报》为代表的新闻杂志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是作为“形象化的党报”而存在的，《人民日报》报道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也必然是新闻纪录电影的摄制主题和报道热点。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报道的重点。新影摄制的影片有：《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五亿农民的方向》、《临清竹器合作社》、《天津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胜利》、《上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万象更新》等。在报道政治生活的影片中，有纪录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亿人民的意志》，有纪录改造日本战犯及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