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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