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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21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上，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