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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23
这一年的亡人节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