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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集 1078-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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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载1947年5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
       黄金书屋Youth校对||goldbook。yeah/

  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吃饭
  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篇,一是 “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是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 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 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礼记·礼运》篇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 更明白。照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这两句话里的次序,“食”或 “饮食”都在前头,所以还是吃饭第一。
  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但是近代的 情形,据我们的耳闻目见,似乎足以教我们相信从古如此。例如苏北的饥民群到江南就食, 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报》登载的费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溃是瘫痪》一文中就提到 这个。这些难民虽然让人们讨厌,可是得给他们饭吃。给他们饭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于慈善 心,就是恻隐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们,怕他们铤而走险,“小人穷斯滥矣”,什么事做不 出来!给他们吃饭,江南人算是认了。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吗要怕要认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 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 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饭吃的人们,他们没奈何只 得认点儿。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但是饥 民群还不自觉有这种权利,一般社会也还不会认清他们有这种权利;饥民群只是冲动的要吃 饭,而一般社会给他们饭吃,也只是默认了他们的道理,这道理就是吃饭第一。
  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 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吃大户”是和 平的手段,照惯例是不能拒绝的,虽然被吃的人家不乐意。当然真正有势力的尤其有枪杆的 大户,穷人们也识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户,被吃了也只好认了。那回一直这 样吃了两三天,地面上一面赶办平粜,一面严令禁止,才打住了。据说这“吃大户”是古 风;那么上文说的饥民就食,该更是古风罢。
  但是儒家对于吃饭却另有标准。孔子认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为仁 政的根本;这因为春秋时代不必争取人民,战国时代就非争取人民不可。然而他们论到士 人,却都将吃饭看做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孔子说,“君子固穷”,说吃粗饭,喝冷水、 “乐在其中”,又称赞颜回吃喝不够,“不改其乐”。道学家称这种乐处为“孔颜乐处”, 他们教人“寻孔颜乐处”,学习这种为理想而忍饥挨饿的精神。这理想就是孟子说的“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谓“节”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赞成告子说的“食 色,性也”,一方面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列入了“贫贱不能移”一个条件。战国时代的 “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饭的时 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因此士 人就不难将道和节放在第一,而认为吃饭好像是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了。
  伯夷、叔齐据说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 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的 标准。所谓特殊的标准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 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 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 造成了无数的惨酷的愚蠢的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 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 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效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 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 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 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 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 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 出。嘴里虽然不敢说出,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 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 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 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 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 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 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 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 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 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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