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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这里，她接触了一些同事们的孩子，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这时期她还发表散文，并以“万尼亚”笔名发表诗歌。
在这座医院里，她组织了文艺小组，学习进步书刊。1947年1月，重庆市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她组织医院的医务人员捐款、救伤和慰劳。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单登在《新华日报》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岳”。为此，院长把她调遣到重庆南岸龙门浩莲花山卫生所去工作，算是对她的惩罚。但在这个“世外”的社会里，她却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触了在大城市里难得遇到的人和事。
这个卫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庙里，后院住着被关押的人和许多看管犯人的士兵。杲向真在那里只工作了半年，却胜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所接触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还活跃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被打伤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来换药。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黑的，现出严重的溃烂和脓肿。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吊打成这样，他告诉我他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打共产党，开小差被抓住了。他们拴住他的手指和脚趾，脸朝下吊起来往死里打……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凶煞恶神似的保长。他的老婆难产，但他舍不得花钱送她进医院，把我找去了。当我说明卫生所没有处理难产的设备，劝他立刻把产妇送到医院时，他竟跳起脚来骂了我许多难听的话，还说我白拿了公家的钱，我走远了，还听得见他站在门口叫骂的声音……”在那里，她还见到一贫如洗、无力求医的老百姓，他们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饥饿的面色、无助而绝望的眼神……这一切都刺激过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朴素的爱憎，变得更强烈。后来，在她发表的《母亲》、《母婴篇》以及《你好啊，故乡》里，都有这一时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上。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发表了不少作品。这时期她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
1949年底，她兴奋地迎来了成都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报》任副刊编辑，并被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1950年春调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熟悉了农民过去悲苦的生活，扩大了视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参加张天翼、谢冰心领导的作协儿童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创作上，他们给了她许多关怀和爱护。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陈伯吹视为老师，在给他的信里说：“虽然你没有在课堂上给我讲课，但是当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是你鼓舞了我继续前进，当我对创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时候，你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