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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chen的工作，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她还到“大世界”旧书摊做社会调查。
为工农代言
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他们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又产生了新的飞跃，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为文坛带来新的气息。这时期的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中篇小说《水》是丁玲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她的发表正如茅盾所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这在整个文坛都有重要意义。
丁玲本打算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湖南小城市和村镇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农村土地运动几十年中几家豪绅地主的没落变迁和多种人物的发展变化。1932年丁玲写完小说的一部分，发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陆新闻》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这年9月，丁玲又应约继续写作，她改变原订计划，准备写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没能完成计划，她就被捕了。已经发表的八九万字的《母亲》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年轻的寡妇遭遇的层层苦痛和压迫以及她冲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觉醒与反抗的过程。
丁玲在创作上实践着革命文艺的方向，这和她的文艺观是密切相关的。
1932年1月20日她写了《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论文，发表在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后收入《丁玲选集》改题为《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论文明确表示了她的十点意见，即“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用大众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泛了的形容词，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丁玲经过艰苦的跋涉，爬过了一个高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丁玲在变，她所理解的人，体会的人，她所写的人也在变，现在的“丁玲”离过去的“丁玲”越来越远了。她现在作品中的工农大众与过去作品中苦闷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离得越来越远了吗？丁玲终于创作出了新小说，成为新作家。
关于这段创作，丁玲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小城镇，对下层工人、农民并不十分熟悉，我写他们，拿他们作主人公，但却是想象出来的。《水》里的农民，没有血也没有肉，它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写得好得很，而是题材的问题。《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欢写的个人苦闷等等，我真正写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后……”丁玲分析她这段创作的局限是客观的、正确的。那时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丁玲无法彻底地深入到工农生活与斗争之中，尽管她的心灵承担着千千万万工农的苦乐，有强烈表现他们的愿望，但缺乏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真情实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着概念化的现象。可贵的是丁玲仍然在继续前行，在困难、动乱和惊险中，她像一团火一样充满了热情。
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一次向她恶狠狠地扑来。
1933年5月14日，丁玲离开正风学院，一路上满脑子装着文学座谈会上热烈的发言，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在她家等着她。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左联与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委员会，发出宣言。左联的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鲁迅得知丁玲被捕，在6月25日、26日致增田涉、王志之的书信和一些谈话中，对国民党迫害丁玲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气愤，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奋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事宣传。《母亲》出版后，鲁迅还亲自安排稿酬寄到丁玲母亲手里。
丁玲的被捕，震动了文化界，一些左翼报刊和出版社先后刊登和出版丁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人写了悼念她的文章。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她没放下笔，仍然坚持写作。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的生活》、《团聚》等短篇小说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既能被国民党检查机关通过，又有社会意义，是不容易做到的。
丁玲在自序中写道：“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了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要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又特别审慎着‘技术’。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我简直不愿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么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而《一月二十三日》呢，算是一个摄影镜头了，东照照，西照照，中心点呢，没有；还有《团聚》，更是…… 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
敌人企图扼杀丁玲和她的创作，但是她还在顽强地写，尽管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飞向自由天地
1936年春夏之交，大地昏暗、沉寂，一片肃杀景象。丁玲犹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在风雨中寻找北去的雁群。她不徘徊，不困惑，一心向往着红星照耀的地方。
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为了轻装，她毅然把六岁的祖林和二岁的祖慧送回湖南老家，交给饱经沧桑的寡母抚养。为了筹置路费，她赶写文章，交给出版社印行。
丁玲到达西安时，正值秋天。她的心中充满了秋收般的喜悦。她暂住在一个名叫冯海伯的外国牙科医生家里，无法公开露面。在冯海伯家里，丁玲见到了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痛快地畅谈了一个晚上。
在西安，丁玲得知鲁迅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当即以“耀高邱”的署名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发去了唁函：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万分想同
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
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达说
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
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
一颗巨星！”
11月1日，丁玲离开西安，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这一长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她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归宿。从此，她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在新人中成长。
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丁玲这颗饱经忧患的心，感到极大的欣慰。她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新的生活和与她的前半生所熟悉的面孔极不相同的陌生人。这里有从南方来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也有怀着崇高理想从祖国各地聚集来的知识青年；还有饱经苦难，刚刚摆脱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她对自己，对不幸女性的爱，对死去的烈士和无辜孩童的爱，对祖国——母亲的爱都凝集在这些人身上。
丁玲到达保安后，人们用简单、也是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远方归来的赤子，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席了晚会。今天，丁玲回忆这段生活时，仍然是那么情意绵绵：“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