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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而交给他的犹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王亲国戚和达官大臣。早在二十年代，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叫做“圣体会”，又名“信士帮”。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在神论者、自由思想者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他们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在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上，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才第一次出场，但在前两幕通过奥尔贡、白尔奈耳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观众对达尔杜弗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和耻笑。第四幕结束时，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第五幕忽然急转直下，国王明察，救了奥尔贡一家。这收场似乎不合情理，但不是不能解释的。它体现了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上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他的剧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使穿黑袈裟的达尔杜弗改穿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要挟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1669年，《杜尔杜弗》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堂璜》（1665）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写一个在十七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堂璜这个“恶棍大贵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另一方面，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他的形象表现了十七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败，但他却有一副高贵堂皇的外表。《堂璜》演了十五场便被禁了。
《愤世嫉俗》（1666）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荡女人。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人物。《愤世嫉俗》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波瓦洛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但演出并不成功。
《屈打成医》（1666）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画为民间英雄。斯卡纳赖尔机智、勇敢、活泼，充满生命力。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但莫里哀要揭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论诈的医生。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不是批评的对象。
《吝啬鬼》（1668）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入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乔治·唐丹》（1668）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揭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企图以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钱使贵族丈人免于破产，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莫里哀谴责贵族的无耻，描写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指出，应该对这不幸负责的是乔治·唐丹本人
1669年后，莫里哀还写过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1670）、《司卡班的诡计》（1671）、《女学者》（1672）、《没病找病》（1673）等。《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结构形式，但主角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物。他不仅像《达尔杜弗》中的道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而且有本领使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他狡猾、聪明、灵活、快乐。波瓦洛一向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能，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风雅”，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实际上，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这正是他的优点。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谨严，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达尔杜弗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同样，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分完全一致。他的喜剧有的用诗体，有的用散文。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有时也用自由体。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很接近口语。他的喜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
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并不限于戏剧，巴期加（1623…1662）的宗教论战作品、拉·罗史孚哥勒（1613…1680）的伦理著作、波舒埃（1627…1704）的演说词、赛维尼夫人（1626…1696）的书信、累慈红衣主教（1613…1679）的回忆录等都享有很高声誉。他们都是散文作家。第二期古典主义诗人中同莫里哀和拉辛齐名的有《寓言诗》作者拉封凡及《诗的艺术》作者波瓦洛。
若望·德·拉封丹（1621…1695）是欧洲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到农村度过童年，1652年到巴黎。他从小喜爱田野森林，注意禽兽特性，熟悉农民生活。他钻研古代文学，也爱读中古的法国民间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卜伽丘、阿利奥斯托、塔索等人的作品。
拉封丹写过悲剧、喜剧、哀歌、民歌、故事诗等，但以《寓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享有全欧声誉。《寓言诗》（1668，1679，1694）共十二部，二百三十九篇。拉封丹说，他的《寓言诗》是
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
宇宙是它的背景，
人、神、兽扮演其中的角色。
在这部“巨型喜剧”里，作者制作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大画幅，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性格，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狮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有的狮子英明，善于使用人才（《狮子出征》）；有的狮子衰老无能（《年老的狮子》）；有的竟然需要老鼠的援助（《狮子和老鼠》）；有的蛮横，恃强凌弱（《母牛、母山羊、母绵羊和狮子合伙》）。《狼和小羊》的故事和伊索寓言相同，不管小羊怎样对狼讲道理，狼总是要吃羊的。这首诗一开头就写道：“强者的理由永远是最好的理由。”它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是弱肉强食、人吃人的社会。《小耗子、小公鸡和猫》中的猫是达尔杜弗一类的人物，是披着宗教外衣做尽坏事的伪善教士的形象。在小耗子面前，他装成非常温和、谦虚、仁慈，实际上比小公鸡更可怕，是鼠类最危险的敌人。
拉封丹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感情。《死神和樵夫》诉说樵夫处在“兵士、捐税、债主、赋役”的重压下的痛苦心情。《老太婆和两个女仆》描写富人用种种手段剥削穷人，要女仆为自己积累财富，连她们休息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樵夫和麦丘利》叙述丢了斧头的樵夫不贪财，不说谎，不肯冒认金斧和银斧；劳动人民勤劳诚实的美德得到作者的赞赏。这些寓言现实意义很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
《寓言诗》的道德格言没有道学家的气味，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拉封丹劝人不要损人利己（《鹤和狐狸》、《猎狗和她的伙伴》），不要吝啬、贪财（《下金蛋的鸡》、《失去财宝的守财奴》）。他说，“劳动就是财富”（《庄稼人和他的孩子们》），“人们必须互助，这是自然法则”（《狗和驴子》），“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狐狸和山羊》）。有些寓言诗抒发了作者的感情，如对悠然自在的生活的喜爱，对大自然的欣赏，对友谊的珍惜等等，因而饶有抒情诗风味。
拉封丹是描绘禽兽的能手，寓言诗中的禽兽在他笔下绘影绘声，给人以真实之感。寓言故事一般简短，集中精炼，富有戏剧性，有开场，有发展，有高峰，有收场。他善于采用人民的语言。拉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