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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它的文化基础。四十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北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许多诗人的姓名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也出现过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王》（1843）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给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一首颂歌》（1843）、《自由的呼声》（1842）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出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即兴》（1843）；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能触及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托利老爷》（1842）等。《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四十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但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
埃内斯特·琼斯（1819…1869）出身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1845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马克思有过交往。1848年，他被捕入狱。晚年，英国工人运动低落，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章派》，1848）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1850）是出色的号召斗争的文章。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表的，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织，而且要扩大组织，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传，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张向农民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最后他说，“如果我被判罪，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狱，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
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我们的号召》（1846）、《我们的前途》（1846）、《五月之歌》（1847）、《前进》（1847）、《人民之歌》（1848）等。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他也不断加以揭发，如《皇家的恩赐》（1847）、《堵口者之歌》（1848）。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他写了《自由进行曲》（1848）、《渔人》（1851）等诗。在《自由进行曲》中，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最后，他呼吁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渔人》讽刺拉马丁、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民，要他们放弃斗争，但是诗人说，人民已经觉醒，不会再上渔翁之钩，相反，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琼斯的长诗《印度人的叛变》（1848）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这首诗在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对宪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如《未来之歌》（1852）等。
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人民的传奇》（1847…1848）描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把沙皇军队赶出国境的英勇事迹。《妇女的苦难》（1850…1851）是未完成的四部曲，其中一部写一个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琼斯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他提出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来，为人民写作”。他甚至鼓励保守派的勃朗宁“避开国王和王后——离开宫廷的豪华，进而升入穷苦人的茅舍”。他认为宪章运动的诗歌是“时代最清新、最激动人心的诗歌”，要求戏剧、小说等也表现宪章运动。
另一个宪章运动诗人、作家，是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他又是个版画家。1839年，他发表一组名为《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四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刊物，写了不少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主要有组歌《各民族的挽歌》（1849）。五十年代初，他写了组诗《反对地主制的诗歌和申诉》（1851…1853）。此后他移居美国，1871年曾发表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
林顿的《劳工与利润》（1847）一诗，写于宪章运动第二、三次高潮之间，揭发工业资本家盗窃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用来养肥自己，而劳动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同时，他配合当时形势，揭露统治阶级取消谷物法是为了有利于自由贸易这一罪恶目的。在《各民族的挽歌》中，林顿以挽歌的形式，激励各国人民打破沉寂，推翻暴政，争取自由和解放。诗人把自己的诗篇比作“带火焰的宝剑”，要在地平线上点燃革命的烈火。在《为了罗马》（1849）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马志尼所领导的抗奥斗争，并说“为了罗马，就是为了全世界，我们进行是同一场斗争”。在《人民的集会》（1851）一诗中，他号召人民应当像雪片一样，团结起来，“焊接在一起”，直到形成一次雪崩，雷鸣般地翻滚，把反动派统统埋葬掉。
宪章运动文学一开始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力。和宪章运动诗人同时活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虽然也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排斥群众性斗争，幻想感动统治阶级，以便能实施一些改革，来改善人民的处境，如托玛斯·胡德（1799…1845）的《衬衫之歌》（1843）等。
宪章运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实现宪章，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些缺点也反映在宪章运动文学中。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父亲负债入狱，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由于从小贫困，以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了解，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1835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几部长篇。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一鸣惊人，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酗酒的牧师等。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把他写成一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主仆关系和谐无间。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奥立弗·退斯特》（1837…1838）写孤儿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