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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传》）。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三、刘劭及其《人物志》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三国曹魏时期。年青时曾长期在家乡担任地方官吏。东汉献帝建安（196—220年）末年，受御史大夫郄虑举荐，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其后，历任尚书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等职，赐爵关内侯。刘劭多才多艺，著有《皇览》、《律略论》、《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都官考课》及《说略》、《乐论》、《法论》、《人物志》等，在经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尤以《人物志》最为著名。
在《人物志》中，刘劭从“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全面探讨了人的才能与性格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才主要有帝王之才和大臣之才两大类，而大臣之才则有十二种类型，即清节（道德高尚）、法家、术家、国体（德、法、术三才皆备）、器能（三材皆微）、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他又按照性格特征，把人的性格也分为十二类型，即坚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辩博、弘普、狷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并对其特征和优劣作了概括说明。刘劭认为才性既可分离，又可结合，从而组成三种基本人才类型，即兼德、偏材、兼材。
刘劭特别考察了才性的鉴定问题，提出了“八观”、“五视”等才性的鉴定方法，开启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人物志》共3卷11篇。1937年，美国学者J。K。斯莱奥克将它译为英文出版，将其书名改为《人类能力的研究》。
四、元代理学家刘因
刘因（1249—1298年），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人。早年曾在真定跟随真定府学教授砚弥坚学习。曾一度接受元世祖征召，任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但不久便辞官归乡。其后，拒绝征召，以教授、著述为业。
刘因早年研究经学，但对训诂疏释的方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元史·刘因传》）其后，他得到了由赵复所传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等人的著作，由此而转入理学，推崇朱熹。他认为邵雍的学说为最大，周敦颐的学说为最精，程颐的学说为最正，但朱熹的学说却能“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元史·刘因传》）。然而，刘因在服膺朱熹的同时，却在认识论上夹杂了陆学反求诸己、直求本心的主观唯心思想，强调“主静”。
刘因与许衡、吴澄齐名，为元朝三大儒之一。著有《四书精要》30卷、《丁亥集》（诗集）5卷。门人将其诗文合编为《静修集》，又将其语录集为《小学四书语录》。
五、孙奇逢与清初“北学”的开创
清初的理学呈现着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李颙为代表的关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明代度过的。明朝灭亡后，他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隐居不仕，潜心治学和讲学。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四书近指》、《尚书近指》、《圣学录》等。孙奇逢“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碑传集》卷一二七）；早年宗奉陆（九渊）、王（守仁），晚年倾慕朱熹，调和两派。他曾在《夏峰歌》中咏叹道：“说什么程朱陆王，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孙奇逢：《三贤集》卷四）
孙奇逢在清初的北方学术界享有盛誉。他死后，河南、河北的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在容城，他“与刘因、杨继盛同祠”；在保定，他与孙承宗、鹿善继“并祀学宫”（《碑传集》卷一二七）。北方学术界的佼佼者，大都出自他门下。而后来的河北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更进一步发展了孙奇逢的“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在孙奇逢开创的北学基础上衍变出了注重躬行实践、提倡学以致用的颜李学派。
六、颜李学派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理学的衰微以及实学思潮的影响，颜李学派异军突起，在学术思想中独领风骚，几近半个世纪。其中心人物是颜元和李塨。
颜元（1635—1704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其父颜昶为蠡县朱九祚养子，颜元也在朱家长大，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颜元年青时最初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又笃信程颐、朱熹的学说，受孙奇逢后学彭通、王之征、王余佑、张罗喆等人的影响很深。中年以后，他逐步认识到了僵化理学的危害，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由此而摆脱了孙奇逢北学调和朱王学术思想的羁绊，走上了与理学彻底决裂的道路。为了批判程朱理学，颜元把程朱与孔孟对立起来，以恢复孔孟之道为旗帜，极力宣扬“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习斋记余》）的观点，强调“习行”和“务实”，主张“实文、实行、实礼、实用”。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颜元提出“以七字富天下”，即“垦荒、均田、兴水利”；“以九字安天下”，即“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以六字强天下”，即“人皆兵、官皆将”。这22个字是颜元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的凝炼和概括。
颜元终生不仕，以行医、讲学为业。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习斋记余》、《辟异录》、《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其学问虽不精深，但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却对当时的实学思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河北属县）人。他21岁时拜颜元为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中举人，60岁时被选授通州学政，但未及三月便辞官返乡，著述终老。
李塨一生以张大颜学为己任，但又不死守师说。他学习刻苦，兴趣广泛，曾向刘见田学过数学，向张函白学过琴，向赵锡之、郭金城学过骑射，向王余佑学过兵法，向彭能学过书法。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后，李塨又数次前往江浙，向毛奇龄等江南考据大师学习训诂考据。李塨遍注群经，转入考据，使颜李学派的学说更为精致，影响延及江南。但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已改变了颜元学说的原貌。对此，著名学者钱穆作了精当的概括：“习斋之学，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变。”（《清儒学案·序》）
由于兼收并蓄，李塨一生著述丰富，撰有《小学稽业》、《大学辩业》、《圣经学规传》、《论学》、《学礼录》、《学乐录》、《学射录》、《田赋考辩》、《周易传注》、《论语传注》、《恕谷后集》等，学术成就大大超过颜元。
第二节 经学
一、《韩诗》与《毛诗》
西汉时期，《诗经》的承传授受有今文和古文的区分。今文《诗经》有鲁、齐、韩三家，称《鲁诗》、《齐诗》、《韩诗》。古文《诗经》则仅有毛氏一家，称《毛诗》。《鲁诗》、《齐诗》、《韩诗》被立于学官，而《毛诗》因河间献王刘德立有博士，故不被立于朝廷。
《韩诗》始创于燕人韩婴。韩婴在汉文帝时曾为博士，汉景帝时曾任常山太傅，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进行过御前辩论。他既治《诗经》，也治《周易》。韩婴对《诗经》的原旨作自由发挥，“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韩婴传》）。韩婴之后，《韩诗》形成王吉、食子公、第孙顺三大派，辗转相传。到东汉时，《韩诗》的地位便超过了《鲁诗》，大为流行。但到西晋时，由于《毛诗》独盛，《韩诗》便遭到冷遇，无人问津。南宋以后，《韩诗》散佚，仅存《外传》。
《毛诗》相传始创于毛公。《汉书·儒林传》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王博士。”郑玄在其《六艺论》中也说：“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但郑玄却在其《诗谱》中又分出了大小毛公，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孙吴时，陆玑又说大毛公为鲁人毛亨，小毛公为赵人毛苌。但与陆玑同时的徐整却说大毛公为河间人。其实，大小毛公之说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汉书》所说的毛公才是可信的。
《毛诗》在西汉时为29卷，有《毛诗故训传》30卷。东汉时，因郑玄、贾逵、马融等大儒都致力于《毛诗》的研究，郑玄又兼收众家之说，撰《毛诗笺》，故《毛诗》逐渐被学者所推重，魏晋以后，《鲁诗》、《齐诗》《韩诗》或散亡、或无传者，《毛诗》遂一家独尊，为后世所宗尚。
二、崔浩统一“六经”的努力
崔浩（？—450年），字伯渊，祖籍清河东武城（治今山东武城西北）。他从小即随作官的父亲崔宏在冀州（治今河北冀州市）、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等地生活。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他参与军国大事，官至司徒。
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传》）。明元帝即位之初，他被任命为博士祭酒，常教授明元帝经书。明元帝敕令他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他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