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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是古代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经学、史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业绩和著作，代表着燕赵文化发展的水平。
燕赵畜牧区的经济文化，从早期的戎狄、林胡、楼烦、东胡，到匈奴、乌桓、鲜卑，再到后来的契丹、女真、蒙古等，直至满族，当他们兴起之初，一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实行部落联盟制。
畜牧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为主，兼以狩猎。以肉食为主，以皮毛为衣，以穹庐为室，不定居，逐水草迁徙，擅长骑射。他们的社会结构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牧民平时为生产者，战时则为冲锋陷阵的骑兵，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族的“领户分封”制、满族的“八旗”制，都很具有代表性。
北方游牧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手工业，诸如青铜铸造、冶铁、制弓箭、制毛毡等，并具有独特的文化风格，如青铜剑、青铜刀等，从燕山南北已出土的实物看，有许多装饰着马首、羊首、鹿首、鹰头等。北方青铜器有些器形如三足小铜锅、弓形器、马具、铜釜等，以小件为特征，显然是便于随身携带、利于随时迁徙。契丹的马鞍制作，独具特色。
北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初期往往是信仰萨满教，宗教活动由“巫”以舞蹈的形式进行，后来才从汉族的宗教信仰中接受了佛教。蒙古族、满族则接受了藏传佛教。
北方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一遇重大天灾如雪灾、旱蝗等，牲畜便会大量死亡，牧区经济萎缩，人口骤减，部落的整体实力急剧下降。游牧经济又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各部势力往往各霸一方，各自独立。因此，历史上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崛起时，在其内部总有一个兼并、统一的过程。一旦完成兼并和统一以后，当他们越过长城，南下燕赵平原时，铁骑驰骋，疾如旋风，一往无前，具有一种难以阻挡的爆发力。
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农耕区需要畜牧区提供农耕、交通运输的畜力，尤其是马匹。此外，还需要皮毛等各种畜产品以及珍贵药材等。而畜牧区则需要农耕区提供粮食、绢帛、布匹、铁器、陶瓷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这便形成了既有矛盾冲突而更多的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关系。
历史上两种经济文化的交融交汇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实现的。既有激烈的战争，也有和平的交往。在激烈战争中，既有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南下侵掠，又有汉族统治者的出塞远征。和平交往时，既有朝贡、赏赐，外迁、内附，也有互市贸易；既有经济交往，也有文化交流。无论是哪种方式和途径，都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乃至多向性的，体现出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特征。
燕赵地处北方，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南下中原，首先进入幽蓟，再扩展到河北平原。因此，自古以来，燕赵便是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的汇合之处，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之所。
先秦时期的北方戎狄，曾在燕赵地域建立过若干小国，都先后为齐、晋所灭，而融入华夏族。白狄鲜虞在燕赵腹地所建中山国，虽然最后为赵国所灭，但中山国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却藉出土文物再现人世，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则成为华夏族吸取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先驱。
秦、汉大一统王朝，燕赵属北方地区，秦、汉统治者大致沿袭燕、赵北长城的走向修筑了秦长城、汉长城，设置郡县，徙民实边，实行军屯。这对开发边疆，推进农业生产向北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出一种“农进牧退”的现象。而秦、汉王朝发生内乱，国力衰落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越过长城，深入燕赵腹地，随之表现出“牧进农退”的现象。
晋末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长安、洛阳残破不堪。北方各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燕赵则成为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交融交汇的中心区域。“农进牧退”、“牧进农退”交错进行。这一时期，幽蓟是燕赵北部中心，而燕赵南部中心邯郸已经衰落，南移至邺城。从曹魏都邺直至北齐，邺城都处于显著地位。此外，值得提出的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奠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徙山东6州民吏10余万口，鲜卑慕容部、高丽等族36万口，百工技巧10余万口，充实平城地区。给新徙民耕牛，实行计口授田。其后明元帝、太武帝又数次徙北方各族人民至平城地区，至孝文帝时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使平城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
隋唐五代时期，出现过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燕赵作为统一王朝的北方农耕区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唐中叶“安史之乱”起于幽州，乱后，河北藩镇割据，经历五代，一直陷入战乱，农耕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
辽金元三代，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相继崛起，辽占领半个燕赵，金占领全部燕赵，元统治了全中国而以燕赵为“腹里”。这一时期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前进与后退相互交错，在燕赵大地表现十分突出。在辽初、金初、元初对农耕经济文化的破坏，燕赵首当其冲；而当辽金元的统治稳定以后，燕赵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中原汉族农耕经济、学习汉族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起点和赖以生存、维护统治的要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往往出现由破坏到恢复，由恢复到发展的过程。
明清时期，燕赵是京畿重地。明洪武、永乐期间对燕赵的大规模移民是为了充实京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清初多次大规模的圈地，使燕赵农耕经济文化遭受破坏。后经封建王朝的政策调整，农业、手工业又重新获得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强盛期，即“康乾盛世”。
金元明清奠都北京，燕赵便成为“腹里”、“京畿”，元以后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同燕赵地域文化相结合，使燕赵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都城建筑、宫殿园林、帝王陵墓，无一不显示出皇家气派，威严庄重，豪华壮观，成为燕赵历史文化极为辉煌的部分。几代封建王朝奠都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人才和各民族文化在北京融汇、聚合、交流，又辐射到全国各地。而从北京到全国东南西北各地，或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京，都必须经过燕赵大地。因此，燕赵受京都文化的熏染和影响，在时间上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在程度上要深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清朝在承德地区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和木兰围场，使承德成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京都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燕赵文化南北交融交汇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原始文化、民族融合、都城建筑、历代长城、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学术与教育、文学与艺术、园林桥梁、帝王陵墓、宗教及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本书的各章各节将分别加以叙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全国的共同性，又具有地域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赵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近代以来，在文化范畴里，全国有“京派”、“海派”之分，后又兴起“广派”（即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派），燕赵显然是在“京派”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创造更加辉煌壮丽、富有时代精神的燕赵文化，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便成为燕赵儿女的神圣使命！
第一章 原始文化
人类的原始社会从“人猿相揖别”序幕的拉开，到氏族公社的消亡、阶级社会的产生，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燕赵地域原始人类的原始文化，经过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大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发现了大批遗址，获得了众多的实物资料，从原始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各种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角器、陶器、玉器，乃至洞穴、灰炕、原始村落遗址等等。通过对这些实物遗存的分析研究，初步勾画出原始社会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风貌，不仅有力地说明了燕赵地域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呈现出燕赵原始文化具有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的鲜明特色。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燕赵地域在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众多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侯家窑、虎头梁遗址；山西雁北的许家窑、峙峪遗址；辽宁的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遗址；内蒙古的“大窑”和“河套人”遗址等。上述各个遗址陆续出土的各类实物，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不断的探索，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早于“北京人”文化，而许家窑（侯家窑）文化晚于“北京人”文化，这三者之间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北京人”遗址和峙峪遗址出土的实物，可以构成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系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石器，从而成为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尤其是通过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科学家们推断这里应是人类更早的脚踏地。由于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使人们对燕赵地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可以大体看出一个轮廓和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