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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誉为方志的上乘之作，其编纂体例甚至成为不少地方志的模式。
第六节 教育
一、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著名思想家，其教育思想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和“解蔽”，而教育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全民施教而培养出“士”、“君子”，乃至“圣人”。这与他的“制天命”和“善伪”思想是一致的。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荀子主张务实和启发诱导，强调“学”、“行”、“思”三者的辩证统一。他说：“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荀子·儒效》）反对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他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认为“行”是学习和认识的最终目的。他还用“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作比喻，强调“专心一致、思虑熟察”（《荀子·性恶》）的学习态度。
荀子主张学习应循序渐进，“锲而不舍”（《荀子·劝学》），持之以恒，并且要“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荀子·非十二子》），“无留善，无宿问”（《荀子·大略》）。荀子注重教师的社会地位，常把“师”与“君”并称，说：“天地者，先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他认为教师的任务主要有三，即“正礼”、“卫道”、“楷模”。他同时也强调教师的素质，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
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格言式的表述，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在今天，也闪现着睿智的光芒。其博大精深，不仅“比孔子的见解要高明得多，就是和孟子、墨子作比，由于荀子融合了诸家教育思想，显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3页。
二、南北朝时期的私学
北魏中期以后，由于天下安定，私学蓬勃发展，“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传》）。特别是燕赵地区，私学尤为盛行。当时，勃海（治今河北南皮县北）程玄、清河（治今山东临清县东北）监伯阳、渔阳（治今北京怀柔县东）鲜于灵馥、饶阳刘献之、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张吾贵与王保安、武邑（治今河北武强县西南）刘兰、范阳（治今河北涿州市）孙买德、赵郡（治今河北赵县）梁祚等人均在家乡聚徒讲学。其中，张吾贵与刘献之最有名气，“海内皆曰儒宗”（《魏书·刘献之传》。
张吾贵曾在郦诠门下学习《礼经》，在牛天祐门下学习《周易》。其后，他又曾向刘兰学习《春秋左传》，揉合杜预和服虔的注解，标新立异，“好为诡说”（《魏书·张吾贵传》）。张吾贵一生没有著述，学问没有根基。尽管学生众多，“每一讲唱，门徒千数”（《魏书·刘献之传》），但在他的学生中却没有产生什么著名学者。
刘献之曾受业于程玄，精通《毛诗》，撰有《三礼大义》4卷、《三传略例》3卷、《注毛诗序义》1卷、《章句疏》3卷。他的著录弟子只有几百人，但却都是“经通之士”（《魏书·刘献之传》）。曾受业于徐遵明的李周仁也曾向刘献之学习《毛诗》，得其精微。李周仁又向董令度、勃海程归则传授《毛诗》。程归则再传《毛诗》于渤海刘敬和、乐城张思伯、勃海刘轨思。“二刘”均为治《毛诗》的大家，“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北史·儒林上》）。
在张吾贵、刘献之之后，擅名燕赵、“海内莫不宗仰”（《北史·徐遵明传》）的经师当属徐遵明。
徐遵明（474—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属县）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17岁的徐遵明与同乡毛灵和等人结伴赴燕赵求学。先后拜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等人为师。学成之后，开馆授徒，长期在赵地一带讲学。孝明帝孝昌末年（527年），他南渡黄河，先后在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兖州住了两年，后死于乱兵，终年55岁。徐遵明在燕赵求学、讲学30年，培养了一大批燕赵学者。他向范阳卢景裕、清河崔瑾传授《周易》，向浮阳（治今河北沧州市东南）李仁周、勃海张文敬与李铉、河间权会传授《尚书》，向李铉、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传授《三礼》，向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与邢峙、乐城张思伯与张奉礼、中山北平张彫武及阜城刘昼、鲍长宣、王元则传授《春秋》。在他的弟子中，卢景裕、李铉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卢景裕的弟子郭茂、李铉的弟子熊安生后来又成为治《周易》、治《三礼》的大家。《北史·儒林传》称：“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其影响直至唐初。
北齐时期，燕赵私学依然保持了昌盛的局面。《北史·儒林传》称在这一时期，“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这与衰微的官学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北朝燕赵地区的私学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全国，其活动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三、宋元明清的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聚徒讲学、交流学术的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末。燕赵地区最先出现的书院是五代后期建立在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的中溪书院。
中溪书院座落在封龙山龙首峰下。宋太宗时的名臣李昉（925—996年）年青时曾在中溪书院读过书。元人安熙在其《封龙十咏·序》中说：“山长张蟠叟等数人相与聚徒，常过百人。”可见中溪书院有一定的规模。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左周曾为中溪书院撰写《夫子堂记》。其后，大约在宋金战争中，中溪书院“废于兵”。元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年），李冶修复中溪书院，聚徒讲学。但为时不长，书院又废。30年后，安熙游封龙山，在《封龙十咏·序》中记载：“蒙泉、书龛、吟台皆在中溪书院，而敬斋（李冶之号）置祠其间。今亦皆芜废，几为樵牧区矣。”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安熙重修书院，并改名为封龙书院，聚徒讲学。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李冶的曾孙李慎言“为司农”，“符下其道廉访”，重修封龙书院，“丹漆木甓，悉撤以新”（袁桷：《封龙山书院重修记》）。
在封龙山还有一所书院——西溪书院。西溪书院座落在龙首峰西侧，原为唐朝隐士姚敬等人隐居的地方，宋初，张著修建书院，担任山长，“聚徒百人”，讲学进修。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以后，在宋辽战争中，“废于兵火”（安熙：《封龙十咏·序》）。
元时，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增至17所。除中溪（封龙）书院外，还有燕京太极书院、昌平谏议书院、新安静修书院、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宣府景贤书院、开州崇义书院、深泽乐善书院、房山文靖书院、霸州益津书院、完县忠孝书院、获鹿太行书院、新乐滋阳书院、内丘林公书院、蔚州暖泉书院、新乐璧里书院。这在北方地区是首屈一指的。
明代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有所增加，分布也有所扩大。先后建有锦州辽右和辽左书院、宣府上谷书院、京师首善书院、大名元城和应龙书院、献县献陵书院、任丘珍谟书院、卢龙北平书院、磁州滏阳书院、沧州天门书院、广平漳川书院等数十所书院。
清代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猛增，迄至清末，先后建有怀来绿荫和二贤书院、龙门西关书院、云州书院、保安独石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容城正学书院、正定风动书院、无极资川书院、井陉陉山书院、昌黎向往书院、乐亭集英书院、献县万春和日华书院、京师金台书院、通州潞河书院、天津问津和三取书院、静海瀛海书院、盐山香鱼书院、南和和阳书院、卢龙敬胜书院、安肃古遂书院、完县燕平书院等200余所。
在这些书院中，一些是官方创建的，一些是私人创建的，一些是初由私人创建、后由官方管理的。官方书院以元代大都太极书院和清代保定莲池书院较为有名。
太极书院创建于蒙古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是蒙古政权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第一所书院。在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以及姚枢等人的倡导下，被俘的宋儒赵复等人被延请为师，在太极书院中宣讲程朱理学。在程朱理学北传中原的过程中，太极书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史·赵复传》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尽管有夸大之嫌，但元初的北方理学家，如姚枢、窦默、许衡、刘因等人都与太极书院和赵复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莲池书院建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根据清世宗在各省城建立书院的命令，在元朝大臣张柔的莲花池故址上“修建讲堂，延师课诵，名莲池书院”（《大清一统志·保定府》）。乾隆十五年（1750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又加以修葺。清高宗弘历出巡五台山时，曾以莲池书院作为行宫，并对其景物赋诗咏叹，使莲池书院名声大振。
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也有一定规模。例如元朝新乐永寿乡的璧里书院，原为赵士廉兄弟所建。“中为礼殿，以祀夫子，颜曾思孟十哲列焉；前树仪门，翼以两庑；后讲艺之堂，东西栖士之舍；合五十楹”；并“割侠神里田三百亩以廪师生”（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监察御使杨俊民为书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