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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举行的“擂争十盘棋”的预想座谈会上，濑越先生在声明了“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之后，谈到“第160手的妙着，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一手。”可是，读卖新闻社觉得这是件趣事，便不顾”非正式、不得发表”的在先之言，将此话登报泄露出去了。
后来，濑越先生否认了报上的那种说法。当时的报导如下：‘这是一件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这一报导见报后，惹得本因坊一门的棋士门怒不可遏：“捕风捉影的事，怎能在报上发表！”于是，他们对濑越先生进行了严厉的追究。濑越先生无奈，毅然承担了引起事件发生的全部责任，决定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之职。
然而，即使是是辞职之后，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见收兵。就连濑越先生的家里，仍然有坊门的棋士将充满恐吓词语的书信不断投来。据说后来由间组的神部社长亲自从中劝解，并在一家饭店举行了“调停会”之后，这场攻击才终于偃旗息鼓。
我那时生活得逍遥自在，毫无牵挂。对这件事竟然长期蒙在鼓中，直至几年前从别人那里听说后，才刚刚了解到事件的经过。160手的确是个妙着。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像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问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由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关于160手，还有这样一段闲话，即日本棋院大仓副总裁，事前便知道了这一妙手的存在。大仓先生对这盘棋的局势发展非常关心。当时，不知是哪阵风，就在第160手打出来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实，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说来有趣，尽管我有时特意去大仓先生家问候拜访，却从未沾过他家餐桌的边儿。如今先生唤我去府上赴宴，这种美事还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尽是些有关围棋界的事情，而有关和名人对局的事连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热情的大仓先生，在为我们送行至大问的途中突然说了句：“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这儿怎么办？”随即将翌日打出来的第160手的地方指点出来。由于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仓先生所指点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明白。当时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觉得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的大仓先生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于是，随便敷衍着应了两句就告辞了。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对此毫不留意。况且，我在升段大赛和其他的新闻棋战中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和名人的对局，回到家后也几乎从未复盘仔细揣摩过。
大仓先生怎么能知道第160手呢？我想，也许他听说黑棋略占优势后，便向本因坊门下打听白棋的命运。大概那时，他被告知“有这一手杀手锏，没关系。”因而得知了第160手的秘密。
这次对局到了最后的那天，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弈。那时我的败北几乎已是决定性的了。但盘面上还残留着若干复杂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厕所时，无意中看见对局场的休息室里，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压压地聚集了一群，他们手中拿着许多张棋谱，都是早已将收官直至终局的多种打法彻底研究透了的棋谱。见到如此异常紧张的气氛，吓得我提心吊胆，于是赶紧向濑越先生求救。濑越先生立即拜请了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私塾的主办者——吉田操子先生来担当公证人，后来，就连担当应急公证人的吉田先生，见到那戒备森严的阵势，也大吃一惊，觉得事态非同小可。最后，白棋终胜了二目。我记得终局的时刻，名人脸上硬梆梆的肌肉顿时松弛了许多。
局后，木谷实带我去饮食店慰劳。谈话中，木谷极力为我抱不平，说：“这盘棋完全只给白棋以有利条件，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局！”
两年之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那时木谷吸取教训，极力主张对局应采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馆、闲人免进”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獭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獭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
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