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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三十岁）才被维也纳大学任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从讲师到副教授，整整过了十七年；又过了十七年，弗洛伊德才成为教授，那一年，他已六十四岁——按中国现在的标准，早过了退休的年龄。当然，“职称问题”
在弗洛伊德一生所遭受的挫折与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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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大师的人格１３２
中，太微不足道了。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介绍弗洛伊德的所有的生活苦痛，而只是选出两项有代表性的内容：饥饿与病魔。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有两个上了前线，一个在喀尔巴阡山脉挖隧道。弗洛伊德厌恶战争，他感到精疲力竭，因为他既要为儿子的生命安危担忧，还要为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发愁。因为战争，他的病人越来越少，他们一家只好节衣缩食。食品日益匮乏，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吃的。 许多主食都从商店里消失，很快连肉也脱销了。 他和玛莎还有几个女儿的体重，都开始减轻。 紧接着木柴和煤炭也供不应求，物价涨到战前的两三倍，最后干脆就买不到煤了。 弗洛伊德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绕着羊毛围巾，头上戴着帽子，用冻得发僵的手，哆哆嗦嗦地写着什么。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死里逃生，重返维也纳，却找不到工作。 战后的奥地利货币飞快贬值，以致于买一个面包得提上满满一箱子克罗令。 弗洛伊德家的钱财丧失殆尽，连西格蒙德买的公债和玛莎的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弗洛伊德的病人由于囊空如洗，也不登门求医。 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了收入，却不得不供养一家老小——母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她们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算起来，他得养活十六个人！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困境。 弗洛伊德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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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但科学的力量足以使我们昂起头来。
帮助弗洛伊德走出困境的，除了一位科学家的信念与顽强，还有两个人：妻子玛莎和病人弗伦德。玛莎支撑着这个饥饿的大家庭。 每天清晨，她挎着菜篮子出门，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这里买一点发了蔫的青菜，那里买一块熬汤的骨头或一条熬汤的小鱼儿。 没有玛莎的精打细算，一个克罗令掰成两半花，弗洛伊德一家是很难度过“饥饿岁月”的。不幸中的万幸，弗洛伊德遇到一位特殊的病人，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酿造商，一位对精神分析颇感兴趣的哲学博士，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治好了他的精神性疾病。 弗伦德拿出一百万克朗（在当时合二十五万美元）
，资助弗洛伊德。但是，多少年后，“饥饿”再度光临，那是他患了下颚癌之后。 弗洛伊德的下颚一块块烂掉，难以进食。 他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
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这是最后的饥饿。
饥饿与病魔伴随着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 当死神向他走来时，他无所畏惧。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回忆一九○九年他五十三岁时，在美国与威廉。 詹姆斯（Ｗｉ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１０）的会面。 威廉。 詹姆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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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家，那一年，他六十八岁。 弗洛伊德写到：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十多年后，死神来敲弗洛伊德的门了。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只是注意到自己正在吃的面包上有一点血迹。他对着镜子用两只手指掰开嘴巴，找到了出血的地方，却并无疼痛感。他想起在医学院读书时学到一句谚语：“要当心无痛的出血。”
过了几个星期，弗洛伊德觉得口腔内长了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用舌头舔起来似乎正在越变越粗糙，而且正在向上颚发展。 他决定去看医生，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喉鼻科主任哈耶克教授。“没什么要紧，”
哈耶克教授说，“只是一个长在硬颚粘膜上的小玩艺儿，我替您把它割掉。”
哈耶克的“轻松话语”并没有消除弗洛伊德的不安。 弗洛伊德也是医生，他知道医生为了保持病人心情的宁静而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真相。 弗洛伊德坦率地说，他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母亲，她已经八十七岁了，儿子的死会使她感到难以忍受；另一件是他要体面地死去。 因此，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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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事情的真相。弗洛伊德在死神面前，表现出超常的镇静，他要像威廉。詹姆斯那样无所畏惧。 他将此事瞒着家人，他不想让全家人为他担心，他独自一人到医院去做手术，切片检查，是良性肿瘤。 这是一九二三年，弗洛伊德六十七岁。手术后，病并不见好转，晚上经常出血。 可是弗洛伊德似乎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也未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以致于下颚迅速萎缩，难以开口。 半年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 这一年的十月，他被确诊为口腔癌，被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全部切除。 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不少的苦恼。从一九二三年发现癌症，到一九三九年病故，十六年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之外，弗洛伊德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这最后的十六年，弗洛伊德所忍受的，不仅仅是病痛的巨大折磨，更有失去亲人的悲哀，和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愤恨。先是小外孙海纳勒的夭折。 弗洛伊德非常疼爱聪明的海纳勒，他对琼斯说，海纳勒之死对他是一个最为严重的打击。
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 ……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了……
然后是母亲的死去。 弗洛伊德对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 每当他身处磨难时，母亲的形象总是给他灵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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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与力量。 他在灯下思索着爱洛斯的奥妙，探索着潜意识的神秘，夜深人静之时，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情感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在人类的精神王国中翱翔。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 许多精神分析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 面对反犹狂潮，弗洛伊德镇定自若，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说：“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 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 但那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这一年的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为“禁书”
，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 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责问：
这是人做的事吗？如果是在中世纪，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单纯的弗洛伊德显然未估计到，如果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肯定会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到一九三四年，在整个德国，人们已经很难找到哪怕是一本关于精神分析学说的书籍，以致于到五十年代，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 纳粹分子还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盖世太保还宣布没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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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会出版社的全部财产。法西斯的迫害并没有使弗洛伊德有丝毫的懦怯。 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在维也纳的家中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祝寿者的名单中包括：托马斯。 曼，罗曼。 罗兰，朱利斯。 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 沃尔夫，史迪凡。 茨威格，等等。 而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信中说：
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 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弗洛伊德立即给爱因斯坦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 这两位世纪巨人都受到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 弗洛伊德面临着所有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或者亡命他乡，或者作刀下冤魂。琼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历经艰险，四处周旋。然而，固执的弗洛伊德不肯离开。 琼斯苦口婆心地劝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 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
这一年的六月四日，弗洛伊德离开了居住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取道巴黎，前往伦敦。 一位八十三岁高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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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同他的许许多多的犹太同胞一样，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只有两个愿望：
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无可挽救，八月，病情急剧恶化，完全不能进食，与《驴皮记》一道忍受“最后的饥饿”。
九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你曾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 现在我万分痛苦，这样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他祈望安详地死去。翌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第三天的午夜，弗洛伊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