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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德；第7 卷讨论道德弱点；第8 —9 卷研究友谊；第10卷讨论快乐、幸福。
各卷之间的论述互有穿插。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之道的伦理观。他认为人们无论做什
么事情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和至善，这种善就是人
们的美德，因此善是具体的。从而批判了柏拉图提出的存在一个绝对的抽象
的善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有三种东西：情感、潜能和品质。所谓情感是指那些伴
随有愉快和痛苦的许多感觉；所谓潜能是指我们借以感受这些情感的能力；所谓
品质是指我们借以对付这些情感的那些东西。美德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潜能，乃是
品质。换句话说，任何一种东西的美德，都是即使这个东西处于良好状态中，又
使这个东西的工作做得很好。这种良好的性格状态就是“中庸之道”、“适度”。
他指出：人们的行为有过度、不及和中间三种状况，其中过度和不及是一种失败
的形式，只有中间才是成功的形式，才是美德。可见亚里士多德提的“中庸”就
是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和行为要有一种适度。
亚里士多德根据中庸的道德原则，详尽地讨论了人们的具体的道德行为。他
指出，逃避和害怕每一样事物的人是一个懦夫；反之，不顾任何危险的人是鲁莽。
勇敢的美德就是在懦夫和鲁莽之间。贪享每一种欢乐，在任何欢乐之前不止步的
人是纵情无度；反之，避开一切欢乐的人是麻木不仁。节制的美德就是在纵情无
度和麻木不仁之间。把自己能力估计过高的人谓之自大；反之，把自己能力看得
太低的人谓之自卑。自尊的美德就是在自大和自卑之间。遇事不称心如意不加考
虑就勃然发怒者称为暴躁；反之，遇事无感情和无苦乐之感觉者称为萎靡。和蔼
的美德就是在暴躁和萎靡之间。不考虑别人只为了自己者谓之自私自利；反之，
对自己毫无考虑者谓之自我否定。友爱的美德是在自私自利和自我否定之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人们获得美德的途径问题。在他看来，
美德有两种：理智方面的美德和伦理方面的美德。理智方面的大多数是由教导而
生成、培养起来的，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方面的则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因
此人们的美德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天赋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
被习惯改变。这就是说，人们要获得和掌握中庸的道德行为和标准，应靠后天的
实践和训练，正如一个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由于弹琴而成为弹琴家一
样，我们也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由
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反之，有人之所以变得懦弱或纵情无度，都是由于在
相应的情况和环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养成的。“总的说来，品质是来自
相应的现实活动。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
的性质来决定的。从小就养成这样还是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恰恰相反，它
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尼各马科伦理学》）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理性上的沉思的论断。根据
他的看法，各种具体道德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不如理性沉思生活的幸福好。
幸福和理性沉思是并存的，人们的理性沉思愈大，其幸福就愈多。具体道德行为
和感情是不可分离的，而且道德行为必须有一种动机作为条件，故其德性并非神
圣的；而理性沉思，其幸福与感情毫无关系，它也不需要动机为条件，除了本身
之外，并无别的需求。
理性“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
（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
不倦“（《尼各马科伦理学》）。例如哲学智慧的活动，就是理性沉思，它
是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
亚里士多德所以提出将理性沉思作为人们的最大幸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政
治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人，符合理性的生
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禽兽没有理性
沉思，故禽兽无所谓幸福。一个人的行为受理性指导，发挥其理性沉思，就最为
神所爱，所以也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些论述表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4 《政治学》《政治学》全书共8 卷103 章，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著
作。
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性质。在他看来，人
类最初由于男和女、主人和奴隶两种关系的结合，组成了家庭。
家庭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后来人们为了适应
更广泛的生活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联合成一种初级形式，即村社；再由若干村社
组合而成为城邦。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是社会发展进化到高级而完
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城邦既
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在城邦这个终点，社会本性充分表现
出来。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
论断。基于上述理由他得出结论：从时间上说，城邦国家后于个人和家庭；从本
性上说，城邦国家则先于或高于个人和家庭。这是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
每个人的需要必须在城邦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满足，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
就不能成为人，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个神。
既然城邦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那么就必须研究家庭的组成、财产和管理等
问题。在他看来，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正像灵魂和躯
体的区别，灵魂对躯体的支配一样，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因为有些人生来
就注定是被统治者，有些人则相反；那种缺乏理智而具有体力的是天然的奴隶，
只有赋予理智而遇事能持远见的人才能成为主人。人类从来就存在着自然的奴隶
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奴隶在本性上不属
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
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为奴隶主的统治作辩护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观点。指出柏拉图主张城邦成为
一个完全公有的划一的整体，实际上是不能施行的。他还指出柏拉图为了实现城
邦的划一消除私心，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和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荒谬的。他说，
财产公有既不能消除人们的私心，也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相反只会引起人们的
相互争吵和纠纷，实行妻子公有不仅不能达到整个城邦的和睦，反而会使人情消
失，父不爱子，子不敬父，兄弟无相爱，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也会发生。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政体和由“中等阶级”统治
的治国方案。他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体”，认为“政体”这个词的意义同
“公务团体”的意义相同，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个城邦“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
它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这种执行者的统治如是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
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执行者所掌握
的公务团体只顾自己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是变态政体。他指出正宗
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种好的政体中，以君主政体
为最好。同这三种政体相应的变态政体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这三
种坏的政体中以僭主政体为最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般国家在实践上所能达到的那种政体形式，就是由
“中等阶级”进行统治。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一
个阶级十分贫穷，第三个阶级则居中间。富者、贫者统治都不好，只有中等阶级
为基础组成的政体为最好，因为从伦理道德来看，“中庸适度”乃是最好的，是
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原则适用于城邦国家，因此拥有适度财产乃是最好的，而且
这个阶级能够恪守中庸的道德原则，顺从理性。另外，中等阶级人数多，是比较
稳定的公民阶级，它没有野心，还可以充当贫富两个敌对阶级的“仲裁者”，它
的政体可以避免党派之争，至少党派纠纷可能少。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这种由
中等阶级进行统治的治国方案，是企图调和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以维持行将崩
溃的城邦奴隶制，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各种政体更替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他指出，一般城邦
在建立政体时，都以偏于自己的正义和平等为原则。邦内持有不同观念的党派，
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如民主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凡人们有一方面的平等就应
该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就应该一切都归于平等。寡头政
体的建国观念认为，人们要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就应该在任何方面都不平等，
富人就应该在财产方面占绝对优势。从这些观念出发，平民便以他们应有的平等
地位为依据，要求分享一切权利；而寡头们则要求在一切方面都必须逾越于他人，
于是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内，倘若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符合自己的愿望时，就
各自起来煽动变革。另外，一切政体都可能由于外来势力的破坏，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