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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抄家展览中，我看到了那些我的电器零件，果然标明了是制作特务通信的零件。我同时看见了一些我没见过的邹家祖传的小金砖（大概在十多块之多）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家还有这些东西。后来我对这些金子产生过非常不着边际的联想。
“文革”结束后，那些金砖以九百九十块钱一市斤的价退了钱。金子没有了，母亲却很坦然，说“没有也好，东西要是在，大概会害了你们”。果不其然，有邻居的儿女拿了金戒指去倒卖（当时倒卖黄金是犯法的），人被抓起来了。母亲对生活有朴素的直觉，母亲对钱和物的感受是清楚的。她常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万万年”。她希望我们子女每挣得一分钱都是劳动得来的。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一九六。年，搬到皇亭子机关宿舍后，我们家住在一套四居室的大单元里。“文革”开始，掺沙子挤进来一户人，四间就变成了三间，没有多久又挤进来一家，我们家就缩在一个套间中了。当时家里还有五口人，母亲把套间分成了男女宿舍，母亲、妹妹和偶尔回来的姐姐住在里屋。我和父亲及侄子住在外屋。家里不管谁回来了，都按男女宿舍那么住，床上住不下就打地铺。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夜，我正好在家，当天深夜突然的震动让正熟睡的人不知所以。书架上的书、花瓶，桌子上的杯子，都被震得摔在了地上。那种震动真是骇人心魄，我听见整栋楼房的预制板在不断轰轰地互相撞击着，当时觉得这楼就要坍了，要坍了……马上就要坍了时震动停止了。静了一会儿，接着是轰响的人声，父亲边穿衣裳边招呼大家快往外跑，他嘴里不断地念着“地震了！地震了”！拉着侄子跑下楼去。
我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从北大荒转到河南农村插队，生活比在北大荒时还苦，吃不饱，睡不暖，学了八年的美声也是渺然无望。整个人变得很消极。地震时，我在床上躺着没动。那时我觉得灾难对我已不重要了，我听着楼上楼下的人蜂拥着冲下去。我躺着想也许就这么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很青春也很孩子气）。我以为家里人都走了，坐起来时，发现里屋的灯光亮着。
看见母亲在灯下，穿戴整齐地在大衣柜前翻着什么，我说“妈快走吧”。母亲打开抽屉说“我把粮票、副食本带上”。母亲从容地把粮票、粮本、布票、副食本，一家子人生活要用的票证拿好后揣进了怀里。母亲没有急着逃命，在那样的时刻她先想到的是一家人要吃要喝（那个时候对城里人来说票证就是活命）。我不知道母亲在那样的时刻，脑子为什么会岔到这些东西上去。我没法让这样的经历重复一下来考验我，真要是来了我想我还是会独自逃命。就是在闹情绪也会这样。母亲不同，母亲，这就是母亲。
从那之后，我脑中常浮现出来的母亲形象。就是在里屋的白炽灯下，从容不迫地拿着粮票和副食本。
母亲在整座机关宿舍中受人爱戴。去世的前两年，年老体弱的母亲就不大下楼了。院子里的人见了我总是跑过来问：“邹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前天我回家看父亲，原来的一位是医务室的阿姨拉住我的手不放，说她最惋惜的是我母亲过世时，没能尽上力。
院子里的人都说母亲福气好，养了八个儿女，个个孝顺个个出息，甚至给别人养大的孩子也那么出息。母亲生养了我们八个后，在我上小学时，邻居家的阿姨初生的女儿，怎么也养不好，整日又拉又泻哭闹不止。母亲听不下去就把孩子抱过来养着。毕竟是养过八个孩子的母亲，就那么给带养了几年，把那个孩子带得又结实又漂亮，这孩子后来都被我们称为老九了，就跟自己家的人一样，都很大了还天天长在我们家里。母亲爱孩子，老九到了二十多岁时，对象都是母亲让我的姐姐们给操心的。现在老九久居国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很美满。母亲火化的那天，老九从国外赶回来，在母亲面前痛哭不已……
母亲老了，2003年开始频繁地住院……每次住院，兄弟姐妹们都轮班地守护在母亲身旁。我第一次值夜班的晚上，扶着母亲起夜，她走进卫生间后，执意让我把门关上，她不愿让自己的小儿子看到她零乱的样子，母亲一生都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直到去世前，她不再让人给她照相，母亲的一生都是整整齐齐的。
夏天过后母亲住院就越来越频了，每次在病床上都是打着吊针，手上身上还夹满了东西。病中的母亲平静地像个局外人一样地看着那些闪烁的机器和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母亲看着儿女常会不忍心地说“我一生要强，现在开始拖累你们了”。
我永远能记住母亲那样的目光，平静中压抑着不舍。有天晚上我在给母亲搓过脚后，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总有这么一天的，妈也舍不得，但总有这么一天……”母亲平静地跟我说出了诀别的话，我从小到大，甚至在北大荒十八岁时在上千人的场合中挨斗时都没当着人落过泪。那个夜晚，我走在医院冰冷的走廊中再也忍不住了，痛哭不止，把一生的泪都流尽了……
母亲在生命中最后的时日坚决要求回家。我们买了呼吸机和氧气机，接母亲回家了。母亲看着她的儿女们忙碌地围绕在她的身边，精神反而好多了。
母亲希望自己能平静而尊严地在亲人中离开。她甚至在去世的前一天都坚持不让人给她喂饭。
古人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母亲从容而去，她在生命最终的时刻，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地安抚亲人。
母亲走的那一天是2003年的感恩节，我看着母亲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安详，甚至呼吸还在。值夜班的二哥说没有听到声音就那么睡过去了．平静地睡过去了，九十三岁，手张开着，所有的幸福、苦难，都撒开了，再不操心了，再不用在周末窗口站着盼着儿女们回来了……
妈，小时候您带我到西单菜市场去办年货，走丢了，我们在那么多的人群中急急地相互寻找着，突然看见您挎着篮子喊着我的名字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现在我该去哪儿找您……
妈您走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不一样。
责任编辑 宁 肯
父子关系
赵振王
在我清晰而深刻的记忆里，随手就可以拈出这样一个简洁而耐读的父子关系：儿子对父亲什么都说，父亲对儿子什么都不说。在说与不说的特殊父子关系之中，我读懂了父亲的一些仁慈、正义、善良和宽厚，甚至是父亲深藏不露的私心，但是，绝对不是全部。
在属相里汪汪叫着的狗年啊，到底怎么了，一年之内就让我失去了父亲和二弟，这是不是对我显得很不公平呢？两位至亲相继离去，从此，拉开了我怀念的漫长序幕。那是由悲欢离合、真心祝福和指责埋怨等情绪组成的一个狭小、散漫的舞台，情节、片段和场面，人和事，都在时断时续地回放之中。在血肉丰满的亲情灯光的照耀下，我重新回到童年，回到一生中那些最涂抹不掉的呼吸节奏、活动空间和像四季涌动着的澜沧江巨波细浪一样起伏的人生段落。
父亲是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随着浓云背后的一抹夕阳落山的。父亲瘦弱的躯体和不屈的灵魂，与滇西大山大水托举起来的地平线重重相碰的时候，是不是也像父亲年轻时手中捏着的火镰石，能够点燃叼在嘴里的那杆老旱烟，并燃亮百年老宅一直延续着的那个火塘呢？父亲把呼吸和生命交给了一副看似恐怖，却让儿女感到亲切和温暖的寿木，就在初冬起风，嚷嚷着要土地快一点升温的时候。父亲走进澜沧江畔的一座崭新的坟茔，成为那座山脉的又一个孤独的狩猎者。那座坐东朝西的孤坟，就这样把父亲的生命与古旧的老屋断开了，父亲在入住那个新家之后，那支曾经让山虎和野猪恐惧、躲避过的猎枪，不知还能否继续射杀博南山上此起彼伏的蛐蛐的鸣叫和青鸟的歌唱？
我该如何记述我的父亲呢，父亲走时仅与儿子一江之隔啊，博南山的密林就成了我与父亲挥手作别时举在风中摇动的臂膀，澜沧江的涛声就成为我与父亲隔岸话别的最后语句。据后来家里人的陈述，父亲在弥留之际，是喊着我的名字停止心脏跳动的，只是因为生命极其虚弱，蠕动的嘴唇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作为儿子，我最清楚父亲了，父亲最后把对儿子的所有寄托，像烤酒时候烧的麻栗柴一样，统统塞进内心的灶膛里，以无声的燃烧表达对远方长子的期待。
父亲在世时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轻易让当兵的儿子知道家里的许多大小轻重之事。“不说”，成为父亲经年累月处理父子关系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就像一道稳固的精神之墙，在墙体的构成要素里充满了父辈忍辱负重的特殊之爱。我是这样理解父亲的：没有任何裙带瓜葛和大树荫护的儿子，需稳定情绪，集中精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军装穿得像村口的那棵根深叶茂的大青树，成为村里一道百年不变的标志和风景。那么，我真的能成为父亲心中那棵完全可以炫耀家世和村史的大树吗？
奶奶病逝的时候，我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奶奶是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