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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玉每周二早上八点钟查房，她必须六点一刻出家门，这是经过她“反复试验”最终找到的最佳出发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如六点二十分，就有可能迟到，如果六点半，则绝对迟到。一些人对杨秀玉说，以您现在的名望，不必这样辛苦，到外面那些私立医院去，出一次门诊1500元，轻轻松松，一个月不要多，去四次，你还用得着挤公共汽车？还不是想打什么车就打什么车？您一个享受政府津贴的医学专家，上班要换两趟公共汽车，单程时间要花一个半小时，一去一回至少三个小时。图什么呢？
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杨秀玉的脾气。她似乎就爱干那些多费力少挣钱的活，比如，去支援西部，她去了，70岁的老太太，一马当先。到了当地，人家把他们这批国宝级的专家当做上宾，请他们吃饭，招待他们游览地方名胜，但他们这批“老古董”却对人家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就让我们多看好几个病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自来，我们要是图别的，也就没必要到这里来，来就是为了被你们利用，你们把我们利用好了，我们的成就感也就被满足了。”
他们说得确实是大实话，任何一个医生都明白，到西部医院去“送医送药”，是一件性价比极不合适的事情，尤其对于杨秀玉这样的大夫，她在协和出专家门诊，一个号就300块钱，但是跑到西部去，那就纯粹是奉献。这个账谁都算得过来，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他们的思维习惯不是那样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奉献给最需要的人——他们认为那才是应该做的才是最有意义的，或者换句话说，假如他们不去、拒绝，他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似乎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
去年上半年，一位曾经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医事》，这本书不止在医学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那本书中，年轻的医学博士写了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第二个故事是她一位朋友的经历。那位朋友因为无法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但却被她的主治大夫断然喝住。人在痛苦的时候往往失去理智，她的这位朋友对那位主治大夫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想治了，怎么就不行？”那位主治大夫站在她这位朋友的病床前，整整讲了一上午，最后那位主治大夫对她说：“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年了，这中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我希望在你的身上看到成功而不是失败。你不要说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你根本不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但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失败就是死亡，就是失去所有治疗机会，你现在还有活的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一个故事中的女教授和后一个故事中的主治大夫都是杨秀玉——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大夫。但熟悉杨秀玉的人，都知道杨秀玉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她永远是这样，她似乎很少为自己的事着急，凡是让她着急的事，都是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却和病人治疗有关的事。
杨秀玉是那种必须接触以后，你才会感受到她的正直以及崇高的人。很多病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认为她厉害，态度不好，其实她那不是态度不好，而是替病人着急，比如病人不肯做化疗，她就会火冒三丈，对病人说：“态度好，假如态度好能治好病，我态度能比谁都好。”
性格即命运，也许她自己也知道，像她这样做医生不但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还吃力不讨好。杨秀玉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被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赚了二十多万。那些医院对她态度倒是很好，给她左查右查，一会儿说她这，一会儿说她那，后来这名患者慕协和盛名，找到杨秀玉。杨秀玉一看，对她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她先看看内分泌。哪里想到患者不干了，破口大骂，好像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家号，就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一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她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杨秀玉这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她的导师宋鸿钊教授。“文革”期间，宋教授被当做反动权威拉去批斗，站在高凳子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批斗会一结束，马上戴着口罩到病房。有一次，杨秀玉忍不住问宋教授，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教授笑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宋教授还是保持了一个学者的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给杨秀玉很深印象，她觉得作为一位学者，就应该像宋教授这样，无论别的^说你什么，无论周围的环境什么样，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交代要做到问心无愧。
也许杨秀玉自己也深知做一名好医生是多么困难，所以她从来不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学医，她女儿考大学的那年，杨秀玉正好在英国进修，等她回来的时候，女儿委屈地告诉她，她原本是想学服装设计的，可父亲一定要她学医，说是女
儿要向母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
杨秀玉说，如果她当时在国内，是断然不会让女儿去学医的，不是说学服装设计有多好，而是学服装设计，最多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有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做一名医生，却是与人的生命在打交道。与生命打交道的人，就必须要懂得奉献，不仅要懂得奉献，而且还需要掌握高超的本领，否则你光奉献，可是医术不行，不是照样害人性命？没有医术却心眼好的医生，最多只能说是个“好人”，而好医生则是“人好”＋“医术高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1965年，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而这个代替的关键要诀就是医生的手要“长”在麻醉机的皮球上，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人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当地的劳模，她觉得这条命是医生给捏回来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在1965年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1985年，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杨秀玉记得那天她已经上了班车，班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时候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个重病人，在当地已经确诊是绒癌。杨秀玉立刻下了班车，直接跑到急诊室，这是当年协和的规矩，凡是急诊病人，是哪个专业组的就通知哪个专业组。当时，病人已经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的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 一般医生不愿意回答家属的这些问题，因为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当天晚上，外科就做了手术，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外科教授一起留在医院。人家做手术，她等着手术结果。杨秀玉的这个毛病，家里人早都习惯。
这位患者后来不仅痊愈，而且还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她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好医生。只要有人问到她，什么叫好医生，她就会说，一位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肯承担一定风险。她的想法如果换成杨秀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点风险都不肯担待，那只能是一个平常的医生。优秀的医生除了水平高除了好心眼还得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是有八分把握两分风险的事，你都不肯做，那你肯定成不了一位好医生，不过，同样道理，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必须承担需要他们承担的风险，否则的话，大家都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医学就没有进步了。
杨秀玉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认同。看到自己亲手治好的病人能够重新生活，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次，她收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上面写着婴儿的名字：“念杨。”那是一个患者为了表示对杨大夫的感谢，特意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跑到医院来找杨秀玉，对她说：“杨大夫，现在我发达了。我要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是80年代，她所说的“发达”是她种的土豆丰收了，她送给了杨秀玉一大袋土豆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