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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 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 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 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 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 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 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 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 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 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 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 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 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 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 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 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 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 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 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 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 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 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 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 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 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 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 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 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 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 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 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 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 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 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 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 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 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 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 “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 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 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换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 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 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 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 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 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 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 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 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 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 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 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 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 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 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 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 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 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 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 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 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 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 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 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 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 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 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 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 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 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 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 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 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