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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办理大婚庆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死后，他被“赏”五品京堂，然后连续升迁，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虽然被称为“纨绔子弟”，但他身上却少纨绔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时他慨然请缨上了前线，在前线着实忙了一阵子，带兵和日本军队抗衡，因此名声大振。和吴永一样，岑春煊也是个“维新分子”，在“戊戌变法”中极其活跃，是康有为“强国会”的成员，曾经极力上书主张“精简机构”，是导致光绪皇帝下决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门机构的直接责任人。他禀性耿直，“遇事锋发，无所回避”，理应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许由于他父亲生前一直为帝国在一个边缘省份任职的缘故，戊戌之后他居然没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联军将要攻击京城的时候，他响应慈禧“来京勤王”的号召，带着5万两银子和5000官兵从兰州昼夜兼程奔向北京，到达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经开始逃亡了。岑春煊紧追不舍，及时地出现在慈禧的身边。尽管无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现是来保卫皇帝的还是来保卫太后的，但慈禧在微弱的烛光下看到的是一张忠诚可靠的武人的脸，“太后深感之，泣谓岑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这句话对于一个帝国的一个普通的大臣来讲，是足以令其为之赴汤蹈火的！
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
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页。）
这是帝国政治文件中的典型范例——下边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这是帝国的皇上和太后开列给洋人们的一份“惩罚”名单——它明确地告诉洋人们有仇有气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发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确表态：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没有偏袒任何“酿此奇变”的官员的意思。
帝国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来还为皇室的逃亡而忧虑担心的帝国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就要变成国家的“罪犯”了，于是纷纷惊慌起来。而洋人们真的就开列了一大串必须严厉“惩办”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名单上除了没有慈禧和光绪的名字之外，几乎囊括了帝国政府朝廷的一半重臣和数十名地方要员。
1900年8月大清帝国的《罪己诏》最后所说的关于“公”与“私”的问题值得玩味。本是给洋人们看，用以推脱责任的，竟然唐突地提出了这么一个纯属帝国官场中的“职业道德”问题，不知道特地把这个问题说给洋人们听是出于什么目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这句反问——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话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在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最该回答这个问题？
清泪湿山河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北京使联军颇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沽口海面上准备登陆的时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复严肃地告之一个历史事实：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联军从这里向北京攻击前进，结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满族武士们的阻击，联军一共战斗了四十多天才到达北京。如今的攻击距离和路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