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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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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平时有个“大买卖”,就是卖官。到达西安之后,平时难以和皇室接近的地方官员活动频繁,慈禧为此已经卖了不少官。帝国的皇室成员,包括皇上和太后,每月都有固定的份银。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载,慈禧的一年的份银是黄金20两和白银子2000两。在制作衣服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大卷宁绸、妆缎、倭缎、内缎、金字缎、云缎等各种上等绸缎99匹;高丽布、三线布、毛青布等各种棉布54匹;貂皮、熏貂皮、熏海龙皮等各色高等皮革124件等等。这还仅仅是“基本工资”和“待遇标准”,只是规定出来做个样子的,其实她每年的生活花费都在40万两白银以上,等于当时7万百姓一年的口粮钱,而她所得的“现金”也远远不止规定的那些。在西安,这个老太婆觉得自己穷了,藏在京城宫里的私房钱说不定已经让洋鬼子给抢走了,于是又开始大量卖官衔。但这一次她在西安卖官却卖出个麻烦来,弄得她心里很不痛快。有个要买官的人姓施,时任潼官厅,做官多年,有点积蓄,想买个道员干干。以前苦于没有门路,慈禧一行到西安后,他认为时机到了。他先派手下买通了李莲英,李莲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姓施的要买道员的事情说了。慈禧想了一下告诉李莲英,说现在朝廷蒙尘在外,官价可以便宜点了,但是道员往上就能升任两司了,至少也得一万银子。李莲英把这个价码转告给了姓施的,这个小官吏大呼真便宜,于是立即开出银票,派他的手下去给李莲英送银票。手下入“宫”之后没找到李总管,闷头闷脑地闯进了慈禧的院子。这是滔天大罪,如果在京城这叫做“闯宫”,别说是个下人,就是王公大臣,也非剐了不可。他被值班的太监扭住了,问:“谁让你进来的?”答:“陈大人。”这一情况被报告了慈禧,慈禧火了。“陈”、“岑”两字用陕西话一说几乎同音,慈禧认为这是岑春煊派来监视她的人,于是立即命令把这个人交给岑春煊,太后想看他怎么审问。一问才知道原委,那个送银票的人的小上司姓陈。岑春煊要亲自杀了这个人给自己洗刷,但是他的手下说这样做有灭口之嫌,太后会更加怀疑,不如把这个人交给长安知县处理。处理的结果是,“闯宫”者必死无疑,那个想买道员的施某被革职,他手下所有的衙役全部流放边疆。至于那张一万两的银票,追查很久居然谁都说找不着了。

  眼下的日子是有些小麻烦,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将来的日子。慈禧不知道自己与洋人的对抗会受到什么惩罚。洋人要报复是肯定的,这一点慈禧在1860年经历过。据说京城里的洋人们已经提出个必须“惩办”的名单,里面全是帝国政府的重臣大员。庆亲王刚说了一句“不好办”,联军就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5页。)“首”指的是谁,慈禧明白。杀头是不可能的,洋人再毒,总不能把个皇太后拉出去枪毙,听说洋人对女人特别客气,走路的时候不但让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还为女人掀门帘呢。关键是权力,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大清朝顶重要。

  一提起权力,慈禧就心慌意乱。这是这个女人赖以活在世上的惟一的理由。她27岁守寡,从精力旺盛的年轻少妇一直熬到花甲之年,身边无数英武的男人晃来晃去,她忍受的清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可她就是一个守得住的人,不为别的,为的就是她给帝国留下了一个血脉这份功劳上。为此,她和皇族中的反对势力、大清帝国的继承传统以及她自己的意志搏斗了几十年。直接登上皇位是万无可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个武则天,但大清帝国容不得女人当皇上,打祖宗还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起就没这个规矩。把光绪皇帝自五岁起就当自己亲生的儿子带着,一方面至少在帝国最高权力的位置上“听政”了十多年,另一方面指望着总归是自己带大的光绪即使“亲政”了也在自己的手心里,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了。真是天地都丧了良心,早知如此就不会让他活到18岁。现在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皇上。他是洋人点名拥戴的人,没有什么事还好说,而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洋人不是更有理由支持他了?洋人想必要的不是这个国家,他们说到最后就是要银子,要可以,给他们就是了,前朝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对待洋人们闹事的吗?谈判完了,早晚得回京城,而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间没办成的事现在有洋人撑腰,也许就要办了。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皇太后“归政”——把权力交出来。然后,然后就等着你死了。闹不好还得给谭嗣同正了名,再把那个十恶不赦的康有为请回来。

  绝不能让光绪得了意,死也不能。洋人的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让皇上掌了权是最要紧的。现在不能让他离开自己一步,特别是不能让他和洋人们见面,实在不行就再次颁发圣旨,说他病得已经起不来了——怎么拉稀拉死的是刚毅而不是他?

  慈禧想到了自己亲自立的那个皇储。不提他还可以,一提起这个孩子,心绪就更混乱了:这个皇储是指挥进攻使馆和教堂的载漪的儿子,他在“皇嗣”这个位置上待一天,洋人的心里就肯定别扭一天。立他的时候就招惹来一堆麻烦,现在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皇储,载漪的儿子溥儁,要不是突然成了“候选皇帝”,充其量只是个皇亲门中的公子哥儿,和其他满族贵族的纨绔子弟相比,他既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也没有特别恶劣的行径。但他现在是皇子“大阿哥”,举国瞩目,因为保不定将来哪一天,他就成了条“真龙”,帝国上下都是他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举止性情便荒唐得可以了。

  16岁的溥儁“颇有小慧”,是个“文学爱好者”,“素涉猎小说家言,风流自喜。”在皇宫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出“朔方十郡耕牧策”,他能对上“秦中千古帝王州”,不见殊才,但字意工整。逃亡的路上看见大雁当空,有“聊将天作纸,挥洒两三行”句,也不见俗。更有《望终南》诗,想必是在西安所作:“入夜宫中烛乍传,檐端山色转苍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访■台第五仙。”(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已经很有点意思了。但仅此而已。他和贾宝玉的毛病差不多,一是不喜欢读“大学衍义”、“朱程语录”之类的书,大学士徐桐给他讲课的时候,他“不待辞毕,已垂头睡矣”。二是喜欢“追女孩子”。没当上大阿哥的时候,他“北场南馆好驱车,博■弹棋乐有余”。(同上)不过是和纨绔子弟们一起吃喝嫖赌罢了。入宫之后,他“尝戏后侍女”——一个将来要当皇帝的人,和宫女们动起手脚来。

  《宫女谈往录》:

  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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