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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之奋斗的“封侯”历程，自他以七品官出京时算起，用了11年。
36年后的1900年，夏，广州。早上下了一阵蒙蒙细雨，岭南的潮湿溽热更浓重了。刚刚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78岁的李鸿章在“天字”码头登上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专门为他准备的“平安”号轮船。他高而瘦，头上是一顶青缎小便帽，灰白色的辫子有些枯萎。中国式的胡子长而柔软，一张满是老人斑的皱纹纵横的长脸上两颊深陷，使人看上去他总像是在怒气冲天。他没有穿官服，只着一件蓝布短衫。广东将军巡抚以下的官员站立两旁，看着这个颤巍巍的老人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开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没开口，只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睡着了。
1900年7月17日，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热得大汗淋漓的官员们越发不敢出声的沉默时刻，南海知县裴景福上船了。他是一个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的官员。
裴景福首先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
李鸿章缓慢地睁开眼，一板一眼地说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这句颇具性格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多方人士出于各种目的反复引用。因为这是1900年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出现的第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裴景福乘机探听李鸿章对国事的态度，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论吾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不保矣！”说着，他用手杖触着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当裴景福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悔逸斋笔乘》之《李文忠轶事》。0
这副悲伤的情景让在场的官员刻骨铭心。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帝国最著名的汉大臣当众毫不掩饰地表露如此悲观的情绪，即使在甲午之后他奉命和日本人艰难周旋的时候，也未见这个以倔强闻名的老大臣流露过丝毫苦郁之色。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开始了他生命最后一年的纷繁复杂的历程。
李鸿章在被朝廷委以重任的时候想到了死亡是可以理解的。从去年开始他就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有终结的可能，因为他日见虚弱，伴有偶尔吐血。进入五月之后，他的侍卫们和亲近的部下时常发现他“老泪纵横”。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是为了自己的衰老和疾病而痛苦，当他拒绝了朝廷让他“即刻北上，协助总理衙门与洋人交涉”的电令后，又以为他是在“闹情绪”——即使是重臣也有为自己官场的命运坎坷而伤心落泪的权利，他才不会被排挤出京城后就这样身份不明地回去“协助”载漪之流呢。但是，当这个老人的泪水长流不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隐约意识到：在帝国的北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农民在和洋人过不去，国家也许要出大事了。
果然，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李鸿章立即公开了“粤不奉诏”的立场。接着便传来已经进京的义和团“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龙”即指光绪，“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一切办理洋务的国人。
京城义和团的口号使李鸿章再次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而奇怪的是，一方面京城的义和团公开通缉他，明确宣布只要他在京城露面，老命就肯定没了；而另一方面，朝廷和各地官员命令和请求他迅速北上进京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仿佛全都要把他送给义和团处死似的。帝国朝廷宣战的当天，出于政治本能，他曾经决定动身，并且提出了一个条件——条件不是向朝廷提出的，而是向洋人提出的。他给大清帝国出使英、法、俄、德、日等国的公使发出电报，要求他们探询各国政府对帝国《宣战诏书》的反应，如果各国在退兵问题上“可以商量”，他便立即北上。但是，在等待各国回音的时候，京城里的战斗越来越猛烈，朝廷根本没有显示出停止战事的愿望。等各国政府的回音到了时，李鸿章发现洋人几乎都在撤兵的前面加了一个前提：等北京的外交人员脱险以后再商谈。李鸿章即刻冷静了下来，反而没有眼泪了，他这才意识到，帝国的混乱局面比他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请求他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依旧多如雪片，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均系大人一身，望即刻启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电报内容同样：“危局惟公可撑，祈早日启节，以慰两宫焦盼，天下仰望。”
李鸿章给刘坤一回电：“水陆梗阻，万难速达。”（《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二。）接着又回电一封作为补充，他把自己的绝望情绪表达得更清楚了：“政府悖谬如此，断无挽救，鸿去何意？”（《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9页。）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京城被帝国兵勇打死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李鸿章接到了荣禄的电报，荣大人几乎是哀求他赶快来京，想办法把这件大事“消弭下去”，但李鸿章没有给荣禄任何回应，因为他没有看到朝廷要处理这一重大外交危急的任何意图。
帝国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克林德事件”发生后紧急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则乱事必平。”吕海寰说李中堂已经北上，但是德国人掌握李鸿章的动态比帝国公使还清楚：“闻李中堂坚留粤省，恐未必成行。”吕海寰反复表示李鸿章肯定要奉旨北上，但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还是对此持缓议态度，原因是“闻京都有人欲害之”。帝国的公使急了：“李中堂威望素著，断无有人相害之理！”从德国外交部回来之后，帝国驻德公使立即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窃思北事危急，务请中堂早日北上，以维大局！”李鸿章的回电仅有寥寥数字：“政府尚无主见，我去无济于事。”
在那几天里，李鸿章频繁地与帝国南方各省督抚紧急磋商，促成了《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这是他在他的辖区之内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事情了。这个举动至少保证了1900年帝国的动乱没能蔓延到长江以南，有效地稳定了帝国的半壁河山。
7月3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4页。）
四天之后，朝廷的电报再到：“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5页。）
第二天，即7月8日，朝廷又电：“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
这是李鸿章的心愿。甲午战后他被免去了这一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职务，庚子年间终于给予了恢复。
可是，李鸿章对朝廷北上的催促还是置之不理。
又过了一晚，7月9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0
三天之后的12日，朝廷的电报再次到达：“无分水陆兼程来京。”（《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7页。）
李鸿章依旧没动身。他拒不奉诏。
李鸿章一生都是一个对朝廷绝对尽忠效力之人。他知道所有的电报都是慈禧太后发出的，他没有不遵旨的权利，但是局面确实使他难以成行。原因是：政府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立场，他的北上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一次语气严厉了：
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0页。）
李鸿章似乎不能再迟迟不动了。
他决定启程。启程之前，他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两件事：一是回答记者提问，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义和团的问题，他说：“拳民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关于“宣战”，他说：“清廷并未备战，不能认为宣战。”至于他北上后将怎么办，他表示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李鸿章的表态是极其谨慎和温和的，对义和团没有使用“剿灭”而用的是“遣散”一词，且还说事端的起因洋人绝不能推卸责任。关于“宣战”的回答也机警巧妙，并且特地为慈禧开脱，说“慈禧皇太后系受人愚惑”。而处理局势的主要原则，他却说得毫不含糊，特别是其中“惩办祸首”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议论。虽然李鸿章有保护慈禧的意思，但话里话外另一个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他一旦进京，一大批帝国大员将要大祸临头。（AlfredCunningham：AnlnterviewwithLiHungCHang；P；91。）
登上“平安”轮之前，李鸿章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这是一个呈给慈禧的奏折，在奏折上签名的官员包括了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南方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同时，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和陕西巡抚端方也在奏折上签了名。奏折实际上是向朝廷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