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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无论如何，清华大学至今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知识殿堂之一。
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块”，有半痰盂之多，西医诊断说是“胃血管破裂”。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热兼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精神和肉体彻底垮了的李鸿章给朝廷写了《和议会同画押折》：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难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该是什么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现在才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说，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人，如果还“好勇斗狠”，必有性命攸关的忧患——而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斗狠”之气概到了大清帝国末期竟成了连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一座曾经是义和团坛口的寺庙大门口，出现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体制的长联，上书：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之《北京清凉庵楹联》。）
混乱的1900年过去了，中国人回想起那些“举事”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时情绪万般复杂。毫无疑问，义和团的农民们以他们面对列强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贫苦农民们的自发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的继续。但是，另外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爆发，农民们的反抗凭的仅仅是心中的万丈怒火和严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术”。于是，在客观上，1900年中华帝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后果是惊人的。虽然中华帝国因俄国人在帝国东北的野心所引发的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帝国政府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们控制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看见了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并在这种迹象之中再次回顾起了“戊戌变法”时“康党”们所主张的那些变革国家的措施——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开始革命的前奏。
自1901年的春天开始，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和那些著名绅士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这些奏折大都是要求朝廷变革的。在这些奏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慈禧和光绪听都没听说过的，这就是“国民”。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民？国民就是人民拥有国家的财产，能够行使国家的主权。而封建体制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
强烈要求朝廷宣布实施“新政”的呼声迅速成为一股潮流，一时间竟然到了“人人欲避顽固之名”，“维新”再次成了时髦名词的地步。虽然依旧在流亡中的慈禧绝对不情愿再重提“变法维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认识到了经过1900年一年的大变故，如果仍不顺应民心，即使洋人们愿意保护她的权力，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几乎不敢相信这番话是慈禧说出来的，因为它像极了那个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的原话。特别是“误国在一私字”一句，使得这道诏书酷似慈禧的检讨书。诏书极其准确地剖析了中华帝国虚弱的原因，观点之精百年后依旧让人感到其锋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好像没有涉及如何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等问题，直接着眼于帝国政体的变革了。
紧接着，慈禧要求各地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为此，1901年4月，慈禧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帝国关于变革奏折的机构，叫做“政务处”。历史兜了一个大圈子，让整个国家备受创伤之后，又转回来了。所不同的是，1899年呼吁帝国变法的是光绪皇帝，现在是慈禧太后。
1901年，流亡中的中华帝国政府的变革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体制上，宣布废除科举和八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学堂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在军事上取消八旗兵制而改为省军制；在行政体制上裁减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官吏队伍；在财政上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疏通贸易交流之间的障碍。
1901年的帝国变革从一开始就是被迫的，于是决定了它始终是一篇表面文章。对于慈禧来讲，她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依然备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然“拥有”守卫在她身边的那群顽固的满族大员。帝国的变革最终演变为满族朝廷和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大清帝国的迅速灭亡，这一点慈禧心里比谁都清楚。
1901年，即使表面上积极支持帝国变革的洋人们也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他们支持这个古老的帝国艰难地变革的最高目的是：让中国人至少懂得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通商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会使中国人再不至于像1900年一样碰到洋人就砍一刀。
水中之鱼不可能变成空中之鸟。
外国联军撤出京城了。第一笔赔款划到各国的账上了。一块巨大的纪念被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坊在京城繁华的街头矗立起来了。前往德国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出发了。中华帝国这条大鱼终于度过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节里的最干涸的日子。
帝国的生机复活了。
慈禧该回家了。
《圣驾回銮》诏书依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睠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望敬谨预备，此通谕一体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1页。）
慈禧从西安启程回京的日期是1901年11月30日。拖延了朝廷启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慈禧还没有最后弄清楚各国如何对待她——“太后急欲知列强对于其权位之意见。”大臣们反复转达了洋人们对她“没有任何恶意”的信息，她又得知各国的“内讧”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她回京不但人身没有危险，权力不会丢失，而且可能还会“颇受欢迎”。虽然有人还是建议把都城迁到别的城市去，理由除了关于帝国的安全之外，还多了条以免太后“去那个经洋兵亵渎之地”的理由——有人报告，占领颐和园的俄军曾经在慈禧的卧室里挂了一张“淫秽的图画”——但慈禧还是下了回北京的决心。尤其是她得到“宫中储藏之宝物未被联军所掠”的报告时，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因为她“恐太监等窃取也。”
起程的那天，西安城一片混乱，地方官员不但张灯结彩，而且还准备了盛大的仪仗。百姓们都出来看，跪在打扫干净的大街两旁，慈禧的大轿一出现，哭声震天。后来才搞清楚，哭声不是西安城的百姓发出的，哭的是那些不能跟随慈禧回京的京城人。庄亲王的弟弟就在哭送的行列里。庄亲王自杀后，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的庄亲王的亲属家眷没有依靠。几次要求晋见慈禧都没有得到恩准，于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苦日子开始了。据说慈禧一走，庄亲王的弟弟在一个小衙门里当差混饭，而他“年轻貌美”的妻妾只好“卖身为奴”。慈禧说：“他们愚暗（指受到惩办的大员），险些亡国。我只可惜赵舒翘一个人。”原来一直侍候宫廷的西安知府，现在已经被提升到陕西盐法道、江安粮储道的胡延，“叩别天颜无任依恋奏对，哽咽不能成声。”慈禧除了赏了他黄金40两用以作为他赴新任的路费之外，特赏给他的东西更是种类数量繁多，超过任何一个官员所得到的赏赐：
大卷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四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