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礼亲王是军机处的首领大臣，但是一生碌碌无为，他官位至此，仅仅靠的是皇亲国戚的资历，他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才能和勇气，在帝国的政治棋盘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排列第二的荣禄就当然取而代之了。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在帝国的那一段岁月里，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得到像荣禄一样的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帝国政治的晴雨表。王文韶是汉族大臣，汉大臣从帝国开国时起，就处在低满人一等的地位，向来是要看着满族贵族们的脸色行事的，鲜有敢于直述己见的时候。王文韶人称“油浸枇杷核”——滑头滑脑。他办事的惟一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排列第四的刚毅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满族大臣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和载漪串通一气，在满族贵族中有相当的势力，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与荣禄成为一对政治上互相倾轧的对手。启秀靠的是巴结大阿哥的师傅、帝国的道学家徐桐起家的，其立场自然别无选择地和载家兄弟站在一起。赵舒翘年轻一些，为官也“素有清名”，但是他之所以能当上军机大臣，靠的是满族大臣刚毅的推荐，自然要看刚毅的观点而行事，面对重大的决策，谈不上自己有什么见解，是个名副其实的“挑帘子军机”。
应该说，1900年的大清军机处，能够左右帝国局势的，只有荣禄和刚毅两个人。
荣禄，时年64岁，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仲华。荫生出身。蒙其父亲的资历，曾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当上了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着皇家仓库的钥匙，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这下，连紫禁城大门的钥匙也归他管了。年轻的时候，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特别多，其中最特别的是有关年轻的他和同样年轻的慈禧之间的桃色逸闻，这些公子多情美人有意的浪漫故事不但在中国野史中被描绘得有根有据有来有往，连西方人写的帝国故事中也说得眉目清晰。但如果考证一下荣禄和慈禧各自的身世，就不难看出这些故事中的虚妄成分。只是，不管传闻如何，荣禄和慈禧太后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康有为”三个字忌讳莫深，只有荣禄一个人敢拿这个话题在慈禧面前开玩笑。荣禄说：老佛爷，奴才可是个康党！慈禧就说：不错。可康有为是个奸臣，竟然辜负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让那个袁世凯杀了你！说完两个人都笑，“都觉得很好玩”。政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把身家姓命玩进去。年轻时的荣禄是吃过这个亏的。
当年刚刚当上工部尚书的荣禄仗着年轻气盛，想把军机处里满腹经纶的汉大臣沈桂芳弄出北京。荣禄还不知道虽为汉臣，但沈桂芳置身朝廷多年，即使树不参天根也必深。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野心，串通朝中的老臣重僚，将荣禄处心积虑要使沈桂芳去的“位置”让荣禄去了。荣禄被弄出了北京，到西安当了近20年的“西安将军”。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挫折，也是他得以成熟起来的重要契机。20年的冷落和失意，荣禄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直到一个被西北风沙吹得如同干瘪的皮囊一样的老人，他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险恶的官场和为官的要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基本覆灭，帝国需要军事人才，在恭亲王的推荐下，荣禄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当上了他20年之前就已经当过了的步军统领。随后，帝、后矛盾激化，他把宝果断地押在了太后一边，很快就得到了慈禧的重视。1898年，他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个位置是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戊戌变法”中，他紧握兵权的忠贞不贰，为慈禧立下了天功，于是得以进入军机处，开始了他在慈禧身边施展独特的政治才能的时期。
所谓独特的政治才能，根据所有历史资料所描绘的所有关于荣禄的事件，似乎两个字就可以囊括这位影响了帝国历史的重臣的“独特”才能，那就是：沉默。历史遗留下来了清晰地显现着这个老官僚面孔的照片：瘦而枯槁，眼睛肿着，永远不会让人看清他的目光所指。这是一张成熟的政客的面孔，冷漠而镇静，绝不表露任何一种表情。在超人的沉默中，荣禄能够悄然洞察到政治局势的细微变化以及政治对手的内心秘密，从而极其迅速地对局势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当风传慈禧决定把光绪皇帝废除的时候，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此事的真伪感到茫然和恐惧，而从慈禧的嘴里，大臣们仅仅听见这样一句话：去问荣禄。可是，荣禄成天待在家里，既不出门，也不见客。直到最后的时刻，当洋人们对慈禧废帝明确表示了极大不满的时候，荣禄才在深夜跑到颐和园“跪见”慈禧。这位60岁的老人说哭就哭，他直言不讳地说出“立储”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违反帝国“祖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荣禄已经看准了慈禧的心思，既然敢说，就有把握。果然，慈禧“采用”了他的建议，由此他在帝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荣禄在主张利用义和团达到慈禧的政治目的上、在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城的问题上、在命令帝国军队进攻使馆区的问题上，都是最核心的决策者。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是一副“观望派”和“反对派”的面孔，况且，他在局势最危机的时候对那个名叫张怀芝的分统说出过一举定成败的“名言”，这使他在“庚子事变”之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的首脑，居然没有被洋人们列在“惩办”的名单之内。
与荣禄相比，同是军机大臣的刚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是荣禄的对手。
中国的野史中，关于刚毅的奇闻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词汇多是“贪婪”、“狡诈”、“卑劣”。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之所以能够爬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位，绝不是一个“狡诈”所能了断的。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原来不过是个熟谙满族文字的翻译生员，考取笔帖式，在刑部任职，干的是处理一般文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决定了他对官场手段无法迅速熟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无能。当举国关注的那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公案终于闹到了北京的时候，刚毅聪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经对南方某些官员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而有点不听话的举动有所感觉了。于是，时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维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态，大刀阔斧，孤注一掷，持平判决——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断案结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员牵扯了进去，他们在这桩“小小”的民案中因为层层受贿层层包庇而身陷其中——刚毅借一桩百姓民案为慈禧灭除了心腹之患，仅此一事，慈禧不记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广东惠潮嘉道，又迁江西按察使，又迁广东布政使，又迁山西巡抚，步步高升，仅仅六年，就从一个刑部员外郎升至二品巡抚，升官的速度一时无两。有史料说他用新银元给慈禧行贿，说他从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职时，搜刮的民财装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但是，还有的史料说他为官“清廉”，因为他死后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家人甚至要挨饿了。同时，他还是帝国官员中少有的不吸鸦片烟的人，这一点说“难能可贵”绝不为过。他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特点”，才会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欢，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官运亨通。刚毅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入军机，成为朝廷重臣。然后又当上尚书、协办大学士，只差一点就赶上荣禄了。
不少史家都认为，慈禧作为“一介女流”，载漪作为纨绔子弟，他们在对待义和团和洋人的问题上做出愚蠢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刚毅作为军机大臣，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其实，这是高估了刚毅的“政治水准”。极端迷信义和团神权思想的人在帝国的大员中何止刚毅一个，不是连帝国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徐桐、“贤吏”毓贤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样的观点么？刚毅是官员，官员自有为官之道。刚毅为了和荣禄争功较劲，公开呼吁把光绪皇帝废除，直接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为了网罗党羽和削弱荣禄在慈禧面前的势力，他极力主张让载漪当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总管。他和载漪一拍即合，成为1900年间大清帝国官场上结党营私的典范。
1900年，即将面临巨大政治危机的中华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掌管决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
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根本不“上班”，军机处的平房实际上成了刚毅和荣禄这两个权势最盛的满族军机勾心斗角的场所。荣禄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刚毅挟载漪的前景而自骄，二人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使得军机处在对国家政局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其他各位军机总是要在这两个人勾心斗角、话中有话的气氛中来回揣摩。
当时，刚毅正在闹“职称”问题，因为他仅仅是协办大学士，是个“副宰相”，属于“有相权而无相位”的军机。帝国的大学士名额是固定的，满汉各二，当时的两个满族大学士为荣禄和昆冈，两个汉族大学士为徐桐和李鸿章。而荣禄是正宗的“文渊阁大学士”，即“有相权又有相位”的正宗军机，而且是帝国军机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论当军机大臣的资历，刚毅比荣禄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里总是不服气。大学士的替补，要到一个大学士死了以后才有机会，刚毅看到荣禄和昆冈都还很结实，根本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里总是十分不畅。他和荣禄之间不存在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纯粹属于“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国官员之间的“私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