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