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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面对危机四伏，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他又以《窗外》为例写下了《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和《论头不可乱摔》两文，对文坛上流行的“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另外，在批评琼瑶《窗外》的同时，李敖对台湾文坛武侠小说成风的现象亦给以激烈的抨击。他在《“武侠小说”，着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新剑侠派”的危害。他认为，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而“新剑侠派”为害更劣，它那“投机取巧霍然成侠”的路数，那“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①在当时，李敖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武侠小说，可谓空谷足音，它的独到与深刻直到几十年后依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论战胡秋原（1）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
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
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最后，李敖给胡秋原送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
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李敖也揭了任卓宣、郑学稼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
胡秋原在指斥李敖是“西化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他揭出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过“马匪”，父亲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当过官，因而给李敖扣上了“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
他还说，李敖和《文星》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个奇异同盟。”“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有中年，有老年，有比我更老的前辈。”他还一口咬定，有许多机关和人士在利用李敖。其中，那个“教逻辑的”，自然指的是殷海光。
在用文字反击李敖的同时，胡秋原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
对此，李敖毫不畏惧。他没钱请律师，便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开始备战。谁知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对此，李敖感到十分不快。萧孟能的亲朋也纷纷找到李敖，力劝他和解，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但李敖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于是李敖断然拒绝议和，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４日，胡秋原正式上法院以“诽谤”为名对李敖提出控告。
１１月２２日，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刚到庭，旁听者已济济一堂。有人好奇地问：“哪个是李敖？”前往旁听的徐复观在人堆里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李敖的支持者。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还向李敖丢来一张条子：
李敖：
别出言太意气，留心构成侮辱法庭罪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ｔ
台大法律学会
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
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