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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正文 第五章：战争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我则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932年1月的历史，按照固定的轨迹向前推进，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日军将在上海动手的三大征兆，一一应验：
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东北门户锦州，正密谋策划伪“满洲国”。
1月18日，上海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_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日本间谍机关布置的汉奸，制造“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划事件的，当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具体操作的，则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我当然清楚这些，以我的资讯，发现川岛芳子的踪迹并安排人把她干掉是轻而易举，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于事无补，日本人在上海动手是铁定的，铲除川岛芳子日本人自会安排其他人搞事，而这，则是我难以预测的。让川岛芳子继续活动，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后，我还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宪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冲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
随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少将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五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同时日本海军加紧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加2个大队，达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装甲车一批。
此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已换成汪精卫。在他的妥协指示下，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开战。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开会。
与会的是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3万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国吗？下面，请叶参谋长作具体布置。”
会议期间，传来日本海军又有6艘军舰、数千陆战队抵达上海的情报。由于我的判断完全应验，各级军官均无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这对我今后指挥作战是很有利的。
我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