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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我最后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4月，法院判我胜诉。律师公会会长对这个判决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第四部分第33节 垂死挣扎（3）
神奇的案件
预审已经接近尾声，就算我不再属于这个调查小组，迪马案的嫌疑人们也不可能翻案。显然，这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有别的目的。法庭对这位前宪法委员会主席作出的一审判决是有期徒刑18个月，其中6个月实刑（罗兰•；迪马对该判决不服并向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2003年1月29日，上诉法院改变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法国的政治司法系统想真正执行这个判决，那它就必须同时把将这起丑闻昭示天下的预审法官赶下台。
这就是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给法院院长回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又让律师们变得更加愤怒。我还准备在《世界报》上发起一个论坛。付诸行动之前，我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公开地谈这件事不是个好办法：
“这是个神奇的案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来更多的攻击。现在，一切都要看司法部长的了，只有她能够帮你摆脱困境。”
看来开论坛的做法是被否决了。对于请愿书事件到底会怎样收场，律师工会联盟主席的态度非常悲观：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给埃娃•；若利的解职信已经写好了。只要上诉法院院长在上面一签字，它就马上生效。”
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将死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大白天做了一场噩梦。一天下午，迪马案中的一名辩护律师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
“女士，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我没有料到这封请愿书会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先生，相信您也知道，监听事件纯粹是子虚乌有。”
“我很抱歉。我也是迫不得已。”
“您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吗？”
“是的。”
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震怒不已：
“给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广播里惊奇地听到了这名律师的声音。他公开地谈到了自己在请愿书上签字的问题，并表示要和同行们决裂。几天之后，他顶着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要知道，当时的律师们已经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每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我总会收到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但这封信却是来自一个根本没有理由关心我的人：
“首席法官女士，亲爱的女士：
在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以前我一直认为，在疯狂和喧嚣结束之后，理智可以很快地回归。现在我才发现，局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且我自己也参与到了一场针对您的媒体攻势之中。这场攻势虽然打着民主原则的旗号，但其目的却在于动摇您的信心，并将您从预审队伍中挤出去。
在和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之前，我要声明一点：对于警方针对我的那位同事所采取的搜查行动，我并不赞成。不过对我来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要对您的某些决定和做法表示异议，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
然而，我们却选择了一种非常的方法。我对此表示遗憾。
我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通过这封信，我希望让您知道，我对近来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非常愤慨。六年以来，您一直精力充沛而信心十足地审理着这个特殊的案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您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这和某些人对您的描述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职业关系，我们曾经，或许今后还会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出现对立。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但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在尊重辩护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证明，您是公正而善解人意的。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当我需要查阅某些资料时，当我需要复印某些文件，甚至还没编号的文件时，您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您办公室的门从来没有关上，您也从来不介意和别人一起讨论案件的进展。
但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透明的。您的言行总是那么一致。媒体现在对您的指责以及某些针对您个人的人身攻击让我感到愤怒。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它们让人无法忍受。
您是法官，而我是律师。职业的差别需要我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必要而且必需的。但是，距离并不应该成为冷漠的代名词。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巴黎上诉法院律师的名义请您相信，我对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行动都是无比崇敬的。”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在发表这番广播讲话之后，他“多次接到了可怕而带着威胁色彩的电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以置信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在案件本身以及对手的可见行动之外，暗流依然汹涌湍急，恐吓和操纵依旧是它们的惯用伎俩。
这是律师集团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分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反对势力尽管机关算尽，但他们对胜利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司法部长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晚些时候我才拐弯抹角地得知，正是有了许多高层法官的努力，司法部长最后才没有将我调离此案。
虽说我的许多同事受到了谣言的欺骗，但司法系统内部的一些关键人物对下面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之清楚：有关这起非凡案件——
涉案金额高得惊人，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非同寻常——的调查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再有回头路可走。
我知道，这个夏天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第四部分第34节 胜利到达彼岸（1）
2001年秋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调离了调查组，她将到沙特尔法院去担任院长之职。对于我来说，她的离去意味着调查的真正终结。然而，我却没有时间来为离别感伤，因为还有一大堆后续工作等着我们去做。除了必须将所有的调查纪录整理出来之外（从调查记录中可以看出预审办公室所采取的每一项司法行动，而且上级部门也可以通过这些记录来检查我们是否在认真工作。），雷诺和我每天还要主持三次审讯，而且常常是同时审问两个犯人。总的来说，我们干得还不错。我比较喜欢用暴风骤雨般的提问来对付嫌犯，而且这些问题多是具体而直接的；雷诺则比较言简意赅，他用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从身体方面来讲，两个人一起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恢复精力，以前我和洛朗斯合作时就是这样。在对贝尔纳•；塔皮进行审问的时候，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这个曾当过主管城市事务的次部长，现在又是喜剧演员的家伙很善于操纵别人的情绪。在舞台上，他总是用夸张的动作，逗趣的鬼脸和游离的神情来抓住观众的心。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逐渐学会了识破他的伎俩。每当他试着用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迷惑和欺骗我们时，我们就努力地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和要完成的任务上来。
在这个夏天，所有这些曾经手握重权的人都被请进了我们的预审办公室。在一大堆顾问的簇拥之下，这些人显得非常的不可一世。他们想让我们明白，他们应该呆在董事会，而不是法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当某个人得知自己有可能被判个十年八年，那他就会变得极度疯狂。因此，作为预审法官的我必须保持冷静，我一定要在事实的范围内和嫌疑人们对话，千万不要和他们的恶语相向作正面交锋。
敌人始终在想办法动摇我们的信心。
一名律师告诉我，有人曾以几千万法郎为诱饵，要求他在两名重要的嫌疑人中间牵线搭桥，要他们统一口径。现在，连这样的事都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干预审已经干了七年，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难以置信”就是“可能”。
审问也非常的紧张，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有些审讯的进程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有一次，我们同时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安德烈•；塔拉洛，由于要到档案堆里去找一份资料，我让审讯暂停了几分钟。就在这个空当，我听到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他的律师进行了下面这番让人惊愕的对话：
图尔贡：“有一个混蛋记者还在替法官说话，他在《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我们的文章。”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怎么可能还有记者替法官说话呢？我原以为这件事已经摆平了……”
图尔贡：“放心吧，自有人来关照他。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书记官、其余的嫌疑人以及嫌疑人的顾问——都惊呆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少有人敢在法院的预审办公室里这样粗鲁地说话。当然，除了粗鲁之外，他们的谈话中还透出了一股凌人的傲气，这两个人居然敢在大家的面前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话，仿佛媒体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我当时根本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律师公会会长，因为自从他在发表的社论中把我描述为“民主的危险”之后，我们一直关系紧张。同样，我也不敢告诉法院院长，因为他已经给我写了两封充满敌意的信。
我只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四部分第35节 胜利到达彼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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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了。在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结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