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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先生”的世界
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国际公约中都有一个独特的缺点：它们的起草者都是一些正直善良而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关心公众利益，他们总是在飞机场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然而，他们只是生活在政治体制的肥皂泡中，他们把贪污受贿和洗黑钱活动都想象成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然而这一切罪行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身边，有时甚至在他们政府内部。
我曾有幸参观了挪威的警察学校，并观看了一场虚拟演习。在一个新设定的环境之下，学员们要学习如何包围一个贩毒者的寓所。他们得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速冲向盥洗间，使得毒品贩子来不及转移他的毒品……但是，学员们却没有学习如何对一个涉嫌洗钱的银行家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海关的警犬可以发现海洛因，但它们对密码账户却束手无策。这种演习本该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应该撤销那些普通的彩色壁纸或者藏在涂釉脸盆后面的袋装粉末，换上一张钢质的或进口的木制办公桌，一块十厘米长的安哥拉山羊毛质地的机织割绒地毯，以及几台和国际票据交换所联网的电脑。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佐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从此以后，抢银行就捞不着多少钱了：想捞钱，把银行买下来就得了。”
当调查犯罪行为的重任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在晚上丢了钥匙，于是他就到路灯下去找寻，因为那里的人行道被照得通亮。这个故事非常适用于司法机构。帕利斯先生说道：“我们只发现了我们在进行寻找的那块地方。”然而，真正的高层腐败是看不见的，它已经渗入了最不容置疑的地方——我们的权力中心。安然公司的总裁曾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其带着手铐的镜头见诸报端的前几周，他还被金融媒体引为楷模。经济犯罪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狐狸尾巴：我们必须去调查，把它从表象背后揪出来。
当你准备接受贪污受贿已形成体系这个既成事实的时候，你思想上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常常对金融指令进行猛烈批评的哲学家阿兰•；范基耶克朗是法国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我们对‘商业活动’感兴趣，或者我们对公众利益感兴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总之，贪污受贿不是一个政治论题，而是一个污染了公共论坛的低级问题。
摆出这样的姿态很舒适，但也很愚蠢。贪污受贿问题不是边缘现象，它已经触及“公共利益”的中心。在埃尔夫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经济犯罪事实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的重要决定（包括石油勘探权的谈判、特许权的赎买、保险合同以及购买不动产）都是制造隐秘资金流的动因。
我们现在应该直面这个现实：等到它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太迟了。
瓦克拉尔•；阿维尔是一位手握重权的知识分子，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就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在交出捷克共和国政权的时候，他曾这样解释道：“黑手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遍及国家的各个层面，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来遏制它的蔓延。巨额资金被不停转手，诸多不可思议的尖端技术也被用来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然而，如果设法让自己相信贪污受贿体系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人或许就会变得安心些——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为什么要否认呢？欧盟法律规定了多种稽查经济犯罪的敏感的职业（如律师和财务稽核），而这些职业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洗钱的犯罪资料。然而，当我们打算在挪威推行欧盟的有关法律时，一位大法学家却站出来表示了自己对这项计划所包含的极权风险的担忧。在他所居住的村庄——这座村庄的人口只有3000人，它坐落在一座仿佛只有北欧大地才能造就的风光秀丽、线条柔美的小山脚下，这位法学家用“幸福先生”这个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显然，这个笔名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我也希望生活在“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的世界里。在这个民主的世界里，公众利益才是是讨论的热点，国家元首不会在国外开设密码账户，银行家和财会稽查们会都尊重法律……然而，我觉得就连“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界里，他们也许依然在坐井观天，美美地做着自己的白日梦。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们必须就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从中得出结论，就像从大把葡萄中榨出葡萄汁那样。
第五部分第42节 高层腐败（2）
十年蜕变
在对埃尔夫案件进行预审之前，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直接地辨明事物的真伪。直到50岁之前，我还一直相信制度的权威性和权力的庄严性，我必须为这段长时间的幼稚负责。我曾在一家精神病院担任过法律顾问，也曾在巴黎郊区担任过法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生活在医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界：疾病、精神错乱和犯罪都让我见识了人类无尽的脆弱，及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我常常会想起吉亚科梅蒂的一座名为“行走的人”的雕塑：纤细，不平衡，似乎就要倾倒。我们应该登上社会的清洁车，去不断接近深藏于人类内心的某种悲苦。
然而，在那段生活当中，世界对于我来说是“黑白分明”的。我遇到了许多不计报酬、救死扶伤的医生，也遇到了许多具有崇高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精神病学专家、警察、教师和法官。在成为了财政部某个委员会的一员之后，我和同事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认识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业巨舰掌舵人”，也见到过不少很有才干的政府官员。那时，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张黑幕之下演变发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大家一样，我每天都努力工作，然后拿一份固定的工资，再缴上点小税。我遵纪守法，对一切都不刨根问底，只是偶尔犯点小错误。因此，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腐败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总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只有疯癫的人才不会被表象所蒙蔽。”
为了实现蜕变，我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皮埃尔•；孔索的审讯记录。此人是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业绩一流的公司，其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当时，皮埃尔•；孔索涉嫌犯了知情罪（即了解交易所内情而从中获利的违法行为），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我发现他在国外开设了非法账户时，我觉得非常惊讶，而皮埃尔•；孔索本人却对我的惊讶感到非常奇怪。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眉毛甚至变成了长音符号：“看来只有一位法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基础之上的！夫人，工业40强的所有企业都拥有非法的黑色小金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悲愤，活像一位正在给新生讲课的大学教授。
当然，所有被告人——不管他穿的是皮夹克还是法兰绒的细条纹外套——的首选辩词都是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在许多人的眼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好方法。我本可以一开始就打断他的辩解。然而，他的语调异常诚恳：要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以采食野果为生的史前人。
第二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些由保罗•；佩罗丹（我们的日内瓦密友）整理出来的银行资金过户记录，它们和被埃尔夫公司挪用的资金有密切关系。一家大型企业的资金如何流通到瑞士首次被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在法国还没有先例）：三年之中，可能被侵吞挪用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5亿法郎，相当于该公司全年利润的一半。我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一整套体系。这种近乎安静的“猎食方式”——它甚至涉及埃尔夫公司出租飞机的维护保养合同——可以在竞争者之间自动展开，它不会引起任何冲突，也不会制造任何传闻。
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
我们掩盖了事实
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发现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来接受这个令人堪忧的现实，我们所有的个人经验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我决定暂时从司法档案中抽身出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去找寻理解问题的关键。我非常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又常常沮丧而归：领导者们夸张的腐败行为似乎只为那些抨击性的文章和尖刻的话语提供了素材，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思考。
从精神层面上讲，除了一些个别的努力之外，爱德文•；萨瑟兰在1933年创作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白领阶层的违法犯罪）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然而，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国，人们常常提到皮埃尔•；拉斯库姆（《不法的精英群体》，伽俐玛出版社2000年出版）、让•；德玛亚尔（《没有法律的世界》）和伊夫•；梅尼（《政治贪污》，法耶尔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在法国，议会领导的情报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和这方面有关的新信息（樊尚•；佩永和阿诺•；蒙特布尔领导下的情报调查小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