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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