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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勒是英国数学家，在伦敦皇家学院任教。他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完全转变了他过去支持超常说的立场。
非律宾的巫术外科医生曾经突然间风靡一时，据称他们只需用手指摩擦腹部，就会伴随着血流抽出粘液状物体，从而除去恶性肿瘤，无须动任何剖腹术。有些勇敢的人设法取回一些血液和“肿瘤”的样品。化验证明，所谓血液是牛血和鸟血，而“肿瘤”则是猪内脏或小鸡肝。在这些证据面前，灵学家们总该灰心丧气了吧？一点也不。他们反而更加赞叹这些巫师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说是这种力量不仅能渗透到不幸患者的皮肤里面，而且竟能把恶性肿瘤变成良性而无害的物质！有的巫术医生还声称，他们从病人骨头里取出了合法外科医生用不那么玄乎的方法植入的金属针，而X射线透视表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执迷不悟或极其愚蠢的人还继续相信这种欺骗，他们说，巫术外科医生实际上仅仅取出了金属针的“实质”部分，而精神部分在慌乱中退缩了，仍然留在那里。
那么，菲律宾的巫医们究竟是如何显示他们的奇迹的呢？我在演讲中亲自演示这种手术已经不下一百次了，我使用的魔术手法一次也未被识破。对于门外汉和科学家来说，不论他们怎么想看个仔细，结果总是深信不疑。而对魔术师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手术”借助于一种花一美元就能在任何魔术用品商店里买到的含有动物血或染料的道具。用的时候只要稍做手脚，它就可以轻易地帮助我完成这种骗术。
有趣的是，有许多拍摄巫术外科的出色的纪录影片，它们虽然想揭示巫术外科术是一场骗局，却没能识破这种手法。不错，他们将这归因于魔术障眼法，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观众满意。然而至少有一部著名的片子（加拿大麦克利尔商业电视片）将这种魔术道具摄入了镜头，并可以在慢镜头里看个清楚。可是摄影师在影片初映前没有想到应聘请魔术师来讲解一下。只是到了事后，我去向他们解释了其中奥秘。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玩意儿是那么简单，而骗人上当却是那么有效。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原来的片子用广播加了一段说明。
在研究超常现象时，科学界人士发表意见极不慎重。有少数科学家宣布，他们相信那些与所谓通灵术、超自然或神秘物质有关的现象，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这些人在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中曾赢得过荣誉和声望，至少在公众眼里他们仍然被视作科学的代言人。新闻界对他们的言论求之不得，报道时不仅仅是重复他们的论点，还加油添酱，大肆渲染。而一些有责任心的科学家则坐在台下，温文尔雅地对他们所看到的现象表示厌恶，却不愿提出抗议，并且连这种议论也是压低嗓门悄悄进行的。
但是也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1978年，一名超常说的信徒对一系列使人怀疑的观察结果进行了仔细检验，揭露出它们完全是虚假的。这位了不起的研究人员同英国灵学研究学会一起检验了著名的索尔博士所作的工作（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萨克雷登实验）。这项实验调查了一位有“天赋”的受试者的超感官知觉能力，并得出最肯定的结论。而这位研究人员却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深入检查原始数据后指出，学识渊博的索尔博士更改了大量数字，以改善表演的结果。（例如，为了使数字和实验对象的猜测相吻合，“1”常常被改成“4”。）不仅如此，他还在“任意”选择目标数字时不时插入额外的数字，而这些插入的数字正是获胜的那一些。这两种巧妙的弄虚作假手段，给本来毫无意义的实验增添了份量，使它有利于肯定超感官知觉。我请求大家为这位研究人员鼓掌喝彩，尽管她也宣布过她相信这种现象，但还是做了数量惊人、实事求是的研究，反驳了索尔的研究成果。
J·泰勒教授很久以来一直是灵学的有力支持者，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他是尤里·盖勒的信徒之一。在观看这名年轻的以色列魔术师施展的折弯汤匙和远距离传物的奇术时，他曾责备他的同行们墨守正统科学标准。泰勒近来转变了他的观点，重新加入到正统科学家的队伍中来了。关于他自己目击的所谓“心灵致动”的奇异现象，他在电磁学理论中找不到任何解释，现在泰勒教授对我们说，科学上没有这类奇迹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向他保证，这一席之地可以由魔术师们变出来，也可以由他们作出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罢了。
应该说，作出这种转变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某个科学家能在宣布自己的观点时能向对立面说一声“我错了”或是“我是无知的”，那么他确实称得上勇敢无畏。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勇敢行为，当同事作出轻率而站不住脚的断言时，他为了维护理性，哪怕有可能使这位同事陷入窘境，也会大声地与之进行辩论。不过，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大肆声张者往往不是被同行的不满所压服，就是有人尖刻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首要的道义职责——维护行业的传统。显然，那些选择（或被迫）公开认错的科学家在回到学术界时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完全保留了原有形象。事实上就我个人来说，比起那些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来，更愿意信任那些犯过错误但从中吸取了教训的人。
1875年，《人文学家》杂志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占星术”的声明，192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上面签了名（其中有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立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一个突破，有责任心的科学家终于站出来捍卫理性，反对一种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曾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仰，而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否认造成的。在文章中，B·J·博克——一名愤怒的天文学家抱怨道，他曾经敦促美国天文学会的理事会发表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天文学会认为对占星术的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他两次要求学会采取行动都遭到了拒绝。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其他各个科学委员会提出的类似要求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理由如出一辙：承认各种非理性信仰的盛行有损科学家的尊严。从古至今，争论总不能给人好印象，总是显得陈腐而令人厌倦。
这种尊严该受到谴责！科学担负着保护我们大家生命的责任，这是我们大家批准的。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及提供的资金培养了科学权威，因此在公众需要的时候，科学应给公众一个及时的、实事求是的答复。其中之一就是对迷信、各种伪科学观念和形形色色的占卜术作出权威性的、明确的表态。这些货色常常被当作完整的、得到证明的规律介绍给我们。然而，学问深奥的学者似乎觉得这种反击太世俗，不值得他们屈尊劳神。
关于神学家和科学家惯用的那种使奇特事物“合理化”的手法，近来我得到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有可能使一些门外汉感到很有趣味，而可能使另一些人窘迫不安。我曾在犹他州立大学讲过课，并且和该学校的一些教师交谈讨论摩门教问题。那次交谈之后，他们给我一本圣书，这是我生平所见的最非凡的圣书中的一种。布利格姆·扬大学的宗教历史学教授H·尼布利专门进行了“解释”使它显得具体形象。一位摩门教创始人曾经郑重宣布过，这些埃及莎草纸文稿碎片是亚伯拉罕的手迹，拼起来组成该宗教最基本的一种圣书——《亚伯拉罕书》，但是很快就有一项发现使尼布利教授受到指责——这种文稿碎片原来是一种很世俗的东西，是古尼罗王朝为死者写的经文的抄本，常和死者葬在一起。
但是那位摩门教创始人的功绩还不止这些，他借助其他莎草纸文稿，编写过一本《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这真使信徒们欣喜若狂。这一些都发生在真正开始进行象形文字的翻译之前并且文稿又难以得到，所以任何人要对古埃及这种奇怪的符号文字进行“翻译”并使“译文”为外行接受，都相当安全。而它也确实被人们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196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把这位创始人为编写《亚伯拉罕书》所“翻译”过的原始文稿归还给教会。在将手稿翻译成现代文时，人们发现这位创始人的翻译极其随心所欲。不仅如此，他还在文中加进许多词句，位置与其它文件不符。有些事实颠倒了，时期风格和内容混乱不清。然而这些发现丝毫没有使尼布利教授的热情受挫。他仍然下决心把这份“最重要的文件”当作真正的“启示录”保持原样。关于其中弄虚作假的成份，他告诉信徒说，创始人的翻译是一种“神灵感应”的产物，不是字面上的译法，就此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位教授至今还在强调，摩门教创始人编的《埃及语字母表及语法》一书（肯定要遭非议，因为没有任何埃文字母表与其相似）不必完全按字面引用。他还说，书中象形文字条目与相似的英文词汇和发音条目相对排列时，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互相对应的。
人们接受这种“合理化”解释，一定是出于一片慈悲之心，然而这样一来，思维的逻辑性却丧失殆尽了。
毫无疑问，约瑟夫·史密斯（摩门教创始人——译注）是根本翻译不出埃及语言的。他需要借助一种神秘的发现来产生《亚伯拉罕书》，于是他给一些普通的莎草纸文稿编造出完全凭臆想进行的翻译，以进行欺骗。既然一切都已真相大白，那些不愿摒弃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就只好置事实于不顾。这是种很明显、很幼稚的“合理化”形式，但现代灵学家的“合理化”手段则还要高明得多。
那么，无神论者能否恰到好处地攻击宗教信仰呢？在有限的场合下，这能够做到。宗教信仰和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没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