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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这都怪我一时心软，才吃到了苦头。
前面说过，周亚振和鲁科长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两人搞到一起后，就都不回家了，干脆在公司里同居了。也就是把会议室改成了他们的卧室，里面添了一张双人床和几个橱柜，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公司里的人说什么。当然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老总搞个腐化算个屁事，哪个老总不搞？况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搞个腐化，似乎也有点感情吧，否则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同居呢？但是公司里的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鲁科长的丈夫却不乐意了（周亚振的老婆倒还大度，没见有什么动静），几次三番地到公司来闹，后来还在一天晚上，带人来把周亚振给痛打了一顿，打得周亚振鼻青脸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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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周亚振被打之后，他和鲁科长就不在公司里住了，而是在外面的饭店里开房住，并且每个饭店都住不太长，就又换另一家饭店住。还有，他们住在哪家饭店是保密的，除了几个副总和我之外，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怕鲁科长的那个莽丈夫找到他们的住处后，摸了去再打周亚振。我之所以也知道周亚振和鲁科长住在哪里，是因为按规定我每天必须把录像带送到他们的住处，以前他们住在公司，我把录像带送到公司就行了，现在他们住饭店，我就要费点事把录像带送到饭店去。
我有周亚振和鲁科长所住饭店房门的钥匙，以备他们不在时我可以自己进来，放下新录像带，拿走旧录像带，显然他们对我是很放心的，不担心我会偷他们的东西。有一次他们不在，我打开门，进到他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还走到卫生间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抽水马桶旁边的地下，扔着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班时，一看见鲁科长，我就联想到了那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种对于鲁科长的不雅的联想始终伴随着我，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隐密的亲切感，就仿佛她曾在我的面前赤身裸体过一样，就仿佛她曾是我的情人一样。顺便说一句，我对我的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肌肤相亲始终会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鲁科长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长得算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她父母亲都是大学老师，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教养，为人温和，一点也不张狂。按说她的情人是公司老板，谁都要忌惮她几分，可我从没看见她端过架子，或是训过谁，她跟谁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从不过问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起码比周亚振要聪明得多。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再怎么聪明，都还是有限的，无法超越现实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聪明女人与比自己差得多的男人搞在一起的原因——只要这个男人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而照我的看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男人，通常都是些蠢货（他们普遍对事物缺乏正常的判断，与人交往时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或许他们成功之前还不那么愚蠢，成功之后因为自我膨胀才变成了地道的蠢货）。
一天上午，我拿着两盘录像带来到饭店，走到周亚振和鲁科长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门没有关紧，有一条缝，同时听到了里面传来鲁科长的哭泣声和劈里啪啦的响声，我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周亚振在打鲁科长。我早就听公司的人说起过周亚振打鲁科长这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让我给碰上了。本来，这时我惟一正确的做法——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录像带等到中午或是下午周亚振和鲁科长不在的时候再送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可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也许我是怕多跑一趟，想不管屋里发生了什么，放下录像带就走吧），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敲了敲门，然后就一头闯了进去。
这样就注定了我的倒霉。
屋里，周亚振正和鲁科长扭作一团，他一只手抓着鲁科长的头发，一只手在扇鲁科长的耳光，鲁科长则边哭边用两手极力护着自己的脸，即便如此，鲁科长的脸已被周亚振扇得通红，鼻子也在流血。此时此刻，看到鲁科长，一个柔弱的女人，被粗野的周亚振无情地痛打，你说我于心何忍？再说了，我既然已经进来，看到了这一切，转身退出去似乎也太不像话。我放下录像带，冲了过去，插身在周亚振和鲁科长之间，一边拉周亚振抓着鲁科长头发的手，一边劝解着：“周总周总，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周总，别打了别打了……”
在拉扯的过程中，我的头上也挨了周亚振两下子，这倒不算什么，可当我终于把两人拉开，并把他们分隔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周亚振却突然对我咆哮起来：“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狗日的，给老子滚。”接着，他抓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朝我扔了过来，正好砸在我的头上。他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甚至都忘掉了头上的疼痛，我愣住了，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辞职不干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实话，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是不会辞职的。而那时因为年轻气盛，对生活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如今，我早已不生周亚振的气了，不仅不生他的气，还对他抱有几分同情和几分好感呢，毕竟我在他的手下度过了那么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啊。而且总体说来，他这人也还是很不错的，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爱，有点愚蠢也有点仗义。要是把他和我所见过的其他的老板相比，他无疑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了，如果我可以选择，如果我又有这个权力的话，我宁愿天下的老板都像他，那样我们大家就都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啦。
后来，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亚龙公司完蛋了，总经理周亚振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之后，我还一直琢磨着去看看他呢，甚至连见到他后该说点什么都想好了。“周总，你还记得我吧，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能愉快，我这里带了两瓶酒给你。”当然了，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一直没捞到机会去看他。他所在的监狱实在是太远了，在一个郊县的山区。我这人就是比较懒惰，没有办法。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跟一个叫姜占国的同事关系最好。
姜占国三十多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长得方脸大头，一颗门牙镶着金，说起话来有点公鸭嗓。这人整天笑眯眯的，爱说下流话，为人很随和，但公司里的人似乎对他都有点心存畏惧，除了老板周亚振，别人对他都挺客气。姜占国是基建科的人，但他只要一上班，就爱端着个茶杯到每个办公室乱转，找人闲聊天，时不时说上一两句下流话。一次公司里给每个员工发了几斤毛线，这在公司是很少见的事，因为公司经济效益不好，连发工资都是靠银行贷款，福利待遇极差，基本上除了按月发给每人两包卫生纸之外（妇女来例假的日子，可以额外多领一包卫生纸），是什么也不发的。当时大家领到毛线后都挺兴奋，特别是一些妇女，聚在一起纷纷议论着毛线是什么质地的。这毛线粗软蓬松，暗蓝色，没有什么光泽，摸上去手感不错。有人就说是兔毛的，有人说是混纺的，还有人说是羊毛的，互相争论不下。这时恰好姜占国端着个茶杯晃晃悠悠地走来了，就有人问他：“喂，姜占国，你说这毛线是不是羊毛的？”
姜占国煞有介事地摸了摸毛线，又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接着就叫了起来：“什么，谁说这是羊毛的？这他妈是鸡巴毛的。”
结果人人都知道公司发的毛线是什么毛的了。
还有，基建科本来没有科长，后来从公司下属的模具厂调来了一个人当科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这科长对姜占国不熟悉，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天他对姜占国说：“昨天上班你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一天没看见你。”
姜占国说：“我出去了。”
科长摆出领导的派头，说：“下次你上班时出去，要跟我说一声。”
姜占国一听这话，没有吭声，只是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把大号的老虎钳子，他走到科长面前，不紧不慢地端起科长桌上细长的玻璃茶杯，用老虎钳子啪的一下就把茶杯的下半部分给敲掉了，茶水顿时流了一地。接着他瞪着科长，说：“老子回家和老婆××去了，也要跟你说吗？”
往后只要有人找不到姜占国，别人就会说，他回家去××啦……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是在劳资科里上班的。劳资科里除了我还有五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孔，是科长，一个姓孙的中年妇女，一个叫潘丽的年轻姑娘，一个叫何冰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还有一个叫张辉的小伙子。
孔科长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画表格，也不知道